进入60年代，有经验的非机构投资者与更有能力的机构型股票投资者，将会更敏锐地认识到，如何利用这些基本面信息来获利。他们将会发现，这些得到机构投资者最大限度认可的少数股票，尽管变化极其缓慢，但变化却是客观存在的。
就像少数收费不菲的名人俱乐部一样，每年的会员构成似乎一成不变，但总有少数人因为刚刚致富而具备了会员资格。当然，也会有个别会员去世，或是因为会员费太高而退出。但这绝对属于例外事项。总之，绝大多数会员是不变的。在股票投资中绝不存在轻而易举就能实现超额利润的方法。
但这种基本条件却允许我们可以在60年代采取最简单的一种方法(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可以对机构投资者认同的优势进行详细研究。此处，我指的是已经或即将实现收益稳定增长的中型企业。这些企业可能已包括在少数机构投资者批谁的投资对象名单上，也有可能尚未被任何机构投资者所接受。
但他们必须拥有超凡的管理能力、稳定增长的特性、相对整个行业而言的较高利润率，以及适于机构投资者的合理规模。如果企业随着增长而在内在属性上适于专业受托人持有，那么，这些企业迟早要受到受托人的青睐。
而在这些受托人所投资的股票中，大多又都具有相对较高的价格，所有这一切，都会促使这些企业成为“名人俱乐部的成员”，也就是说，他们能赢得机构投资者的普遍认可，同时享受这种认可所带来的超高市盈率。对于幸运的投资者而言，如果能在一种股票获得这种“名人俱乐部成员”地位之前买进它，就可以享受到双倍利润。
首先，如果其收益的增长速度未能超过行业总体速度，该股票就不可能赢得这样的地位。因此，只有股东才能最先体验到这种收益增长趋势带来的收益。但股东还有另一种收获。
假设有一家公司，在金融界看来，其经营状况一般，该公司在非萧条期或非高涨期内某一年的收益为2美元，市场价格为24美元，市盈率为12, 5年之后，在同样不属于萧条期或高涨期的另一个年度，其收益始终保持增长态势，每股收益达到4美元。这本身就已经实现了价值翻倍，同时市盈率还保持为原来的12倍，这就让每股价格上涨到48美元。
但与此同时，金融界也开始逐渐认可这家公司，认为该股票已经成为绝佳的投资对象-而这在5年之前则是不可想象的。因此，股票市盈率将不再是12,也许可以轻而易举地达到24倍或96倍。
换言之，由干敏锐的投资者已经意识到机构投资者对该股票的认可，并预料到由此带来的股价变化，因此，原来只翻一番的收益，事实上就会翻两番。也就是说，这个投资者的财产在5年之内会增加到原先的4倍。之所以有这样的结果，一部分原因可以归结于其投资的股票当前市盈率的提高，另一部分原因可以追溯到这些股票盈利能力的提高。
那么，这个投资者是否可以就此认为：其净资产的增长有着坚实基础的合理性，看起来，就像这些收益完全是股票盈利能力翻两番带来的结果呢?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在讨论机构总需求将来到底会增加还是减少的时候，就已经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回答。如果有证据能确证，在未来若干年内，至少机构投资者的需求将会集中于少数几种股票之上，那么，相对大多数股票的总体情况而言，最出色的机构投资型股票将继续保持相对较高的市盈率。对于这一点，投资者应该没有什么值得担心的。
因此，如果投资者能确信，手中股票的市盈率之所以会大幅增长，是因为当前机构的认可。这样，他就会更加坚信：这种情况还将继续维持下去，而且他所得到的收益也是“真实”的(也就是说是永久性的),这些收益似乎完全来自于盈利能力的改善。但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件事情是投资者需要提防的。
出于各种原因， 某个行业往往会成为市场热点。有些时候，这种投资热情背后的理由是相当充分的。但在另一些情况下，尽管有利因素也许是客观实际的，但不利因素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它的市场价格有可能已经严重偏离现实。在“二战”结束之后的不同时期，化工、制铝、人寿保险公司、铀加工以及医药业，都曾在短期内享受到这种市场的宠爱。但到50年代即将结束之时，市场的宠儿则变成了电子业。
尽管这种普遍热情背后的原因很充分，但当公众对这些股票的狂热追逐最终消逝时，即使是业内经营最成功的企业，股价也会从最高峰坠落，出现轻微下跌。需要注意的是，在大多数人尚未觉察之时，这些原本就非常出众的股票，在不到几年的时间里，其价格甚至就达到了新高。
然而，如果当投资者对行业未来投资前景的普遍看好有充分理由时，即使是业内二流企业或是经营不够出色的企业，也能达到一样高的市盈率，但这绝不能代表它们的真实价值。当整个行业的投资热情形成市场泡沫时，危险即将到来。50年代中期的铝业和人寿保险公司，就是这种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