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加不幸的是，正如有人曾经说过的，没有人会因为事先预防了危机而成为英雄。在好莱坞的世界里，所谓的英雄都是在危机爆发、无数人已经丧命之后才出来拯救无辜、消灭坏蛋的。假如有一个睿智之人事先意识到了危险，并成功地将灾难化解的话，那么就不会有传奇，不会有英雄，更不会有什么电影了。一个英雄需要的是一场货真价实的灾难。
日本在15年间成功地避免了一场末日般的经济危机。但是对于从来就抓不住问题实质的新闻媒体来说，日本政府花费了140万亿H元却没有带来任何改变，于是他们就通过曲解事实来指责日本政府滥用资金，从而激起了公众对公共建设项目的反对。尽管投资具有社会意义的公共项目要比修建可有可无的公路更加重要，但重点是，过去15年间花费在诸如道路修建和其他公共建设上的投资化解了一场伴随着国内生产总值持续降低的、潜在的灾难性通货紧缩。
曾在大萧条期间担任美国总统的名人赫伯特·胡佛(HerbertHoover)也是结构改革论的拥护者。他认为由股市投机者引发的股市暴跌及其损失并不能成为扩大政府支出的合理理由。作为这一判断的结果，美国被卷入了前面所说的恶性循环通货紧缩的旋涡，仅仅四年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就下降了46%，全国范围内失业率升至25%，普通大众不得不流落街头，为了生存而苦苦挣扎。这些人的数量要比股市里的投机者多上无数倍。而在日本，自民党中那些善于讨好选民的政客反倒填补了由于私营企业忙于偿还债务(这样会导致储蓄过剩)而产生的通货紧缩缺口。这就是日本大衰退最终没有演化成另一场大萧条的原因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