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毕业已多年，学生时代的那些事情也与我们越驰越远。然而我们发现， 自己现在又好像正身处橄榄球赛场，一场“大赛”即将拉开帷幕。我们的“大学”就是一场传统意义上的比赛。但在这场比赛中，我们从未遇到过任何一支球队的任何一名队员。事实上，我们根本就不了解任何一个班级的背景。但当乐队奏响熟悉的进行曲时，当我们看到一直以为属于自己球队的运动服时，我们在情感上就已经成为这支球队的粉丝。
那些身着我们自以为属于自己球队队服的家伙或许只是一群毛头小伙儿，他们之所以打球是因为很多喜好社交的人会支付给他们一大笔报酬。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根本就不会认识这些球员。这就是我们的球队。
当然，很快我们最关心的事情，逐渐将变成这支球队的战绩好坏。社会学家告诉我们，在当代，对我们当中的很多人，与两个美国执政党之间的情结，究其本源，和那些原本不喜欢运动的学生对自己的球队在体育比赛中的队旗、队歌以及每一个习惯所表现出的狂热与推崇相比，并无不同之处。
事实说明，我们所生长的州和地区，我们现在所居住的地点，我们的种族背景，宗教信仰以及自认所归属的经济阶层等因素，都促使我们倾向于在选举中支持某个政党的某个候选人。于是，尽管我们会义无反顾地声称自己在意识形态上具有独立性，但却会发现， 自己正在不由自主地偏向于某个方面，对于我们所选择的一方，不管他们的意见和主张有多么偏激，我们都会不加选择地予以接受。
这样的倾向一直可以延伸到我们对待投资的态度上来。很多人会问，过多考虑我们在政党上的选择，从根本上说，究竟是不是合理的投资思路呢?既然政府行为可以对股票价值产生巨大影响，那么，在我们信任的人执掌大权时，就选择买进，难道不是明智之举吗?反之，当我们反对的政党即将胜利的时候，难道不应该选择抛出股票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还是来看看这种观点的逻辑基础。政府完全可以凭借手中的权力改变股票的真实价值，这一点应该没有疑问。
如果政府为了争取社会反对派的认可，不惜以降低全体人民生活水平为代价，这必然会对原本优异的股票价值带来极端不利的影响。但政府应比我们所能看到的任何机构都更加明智，因此，它更有可能不断强化自身价值。任何人都不能否认政府影响力。但这并不是问题的核心。真正的问题在于，最近几年乃至可以预见的未来，美国是否会延续今天的做法，党派之争是否对投资决策的影响比任何其他因素都更重要。
很多对此笃信不已的投资者认为：共和党基本上是一个拥护商人的政党。他们不仅了解商业问题，而且还一贯以经济成功为第一要务。民主党的力量则源于众多对经济成功嫉恨如仇、满怀敌意的人。因此，当共和党执政时，商人们就可以高枕无忧，投资者就可以无忧无虑地持有股票。可当民主党抵掌大权之时，就是股东遭殃的时候。但这个社会还存在另一个群体，这个群体的人数与上述的两种人数量相近。
他们的财富很有限，对股市影响也极微弱(但影响却依然存在),他们的信仰也完全不同于上述群体。由于1932年的经济大萧条适逢共和党执政，他们坚信，共和党就是经济萧条的根源，而民主党则是和平盛世的代名词。但他们却轻易忘记，抑或说是在自欺欺人：民主党也无法摆脱大萧条的命运。他们确信，只要是共和党当权，股东和其他任何人就要随时警惕灾难的到来。而当民主党上台之时，大家就可以逍遥度日。
我相信，今天的美国和其以往任何时候相比没有太大变化(以后也许会有所变化),这两种观点都未以真正客观的事实为基础。至于说民主党有什么可以防止经济萧条的绝技秘方，或是他们具有共和党达不到的优势，这种说法显然有悖于事实。因此，无休止地讨论这个问题。似乎是在毫无意义地浪费时间。
但很多股东却持有相反的观点-只要共和党前景光明，就应买进并持有股票的说法，却在大行其道，因此，我们也许有必要深入探讨一番。就根本思想而言，大多数共和党领导者在经济上的重视和支持程度要强于民主党，这一点也许是事实。但历史表明，两者在这个问题上根本就不存在泾渭分明的界限。
当民主党的参议员A打败在位的共和党参议员B后，也许会比参议员B更加关注和支持经济事务。然而，同样的是，当民主党参议员C在击败了共和党参议员D之后，他甚至比参议员D更愿意倾听商界的声音，当他是一个大党的主要成员时，他就更可能向大家推广自己的观点。
但和参议员A、参议员B、参议员C或参议员D这些个别人的倾向性相比，当代美国还存在着另一个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基本趋势。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美国选民更倾向于中立观点。他们既反对极“左”观点，也不赞成极“右”观点。在他们看来，重要的不是这些执政领导者支持什么，而是他们实际做了些什么，他们在任时到底在干什么。
很多曾当选过的共和党明星，为了获得美国精英界的支持，都曾采取过各种略倾向于极“左”的手段，并证明自己并不是“大企业的傀儡”。尽管他们的本性并非如此，但他们确实这样做了。民主党执政期间，也曾实施过一系列的反托拉斯政策-以牺牲富庶阶层利益为代价的中立性“社会转移”，强烈偏向于个人与极力反对企业所得税豁免的趋势，这些无不体现了近年来的种种社会潮流。
那么，如果典型的民主党人当选，到底会怎样争取那些中立却最受欢迎的选民支持呢?有时，他们也许会对“大企业”大加斥责，但却很少提出有损于合法企业利益的议案。他们在企业所得税上的观点会更加委婉中立。尽管他们确实想通过更多的“社会转移”政策，在牺牲经济富庶阶层利益的基础上救助贫困阶级，他们的做法也许会超过共和党，但这也仅仅停留在表面工作上而已，绝不会做出任何激进之举。
但在面临困难的时候，他们甚至会比共和党兄弟更热衷于挽救企业于水深火热之中。这样的状况也许不会永久地持续下去。迟早会有一天，公众的基本观念会发生变化，绝大多数选民也许不会意识到(就像现在一样),只有通过美国私人企业在自由经济体系下所具有的高效率，才能让两个貌似不可能实现的成就变为现实：一是稳步提高大多数美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二是让每个自由人都能被号召起来负担起和平时期其必须承担的国防预算。
或许是因为根深蒂固的观点，绝大多数美国选民都接受这样的观点：只有通过私人利益潜移默化的影响，才能创造出公平合理的自利环境，促使每个人都能最大化地提高效率，创造价值。一旦这个观点发生改变，当代政治的基石也将改变。于是，党派政治对股东的影响也注定将比现在更为重要。
但幸运的是，至少是现在还没有出现这种迹象。在此之前，如果投资者仅仅是因为不喜欢党派政治就卖掉手里的优质股票，无疑是重蹈共和党派投资者在“新政” (New Deal)的覆辙。要知道，因为这个原因，很多富有并有过辉煌业绩的投资者都元气大伤。过分担心新制度带来的变化，让他们忽视了变革时期的大好时机
。除此之外，他们彻头彻尾的错误还体现在，在那些他们反对的制度中，有一些确实有害，但另一些制度的益处却远远超过了前者的负面影响。当然，如果政府仍然继续执行那些抑制企业成长的有害政策，通货膨胀自然还会到来。那种认为戴着同一党派标签的每个议员都是该党核心力量的观点，将会给投资者带来严重误导。同理，对立党派的每个成员也未必都是危险的。
要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探讨一下在过去1/4个世纪里，我心目中最邪恶的企业法规，这就是所谓的“超额利润”税。事实上，它只不过是支持者随便找个冠冕堂皇的借口来掩盖其本意而已。之所以说这个特殊的“超额利润”税比大多数税种更有害，是因为它的课税对象仅仅是那些一贯遵纪守法、不断探索新领域和创造新就业机会的企业。
相反，它却让那些对巩固和发展经济无所作为的企业有了一定的竞争优势。只要研究一下“超额利润”对优秀企业的影响，我们就会发现，从税收对企业决策的日常影响角度出发，它阻碍健康企业达到抵制铺张浪费，从而提高效率的目标。对这些公司，只要“超额利润”税继续存在，政府就需要偿付大部分由此而担负的费用，这就不可避免地推动奢侈浪费的流行，甚至会给劳资关系带来负面影响。
因为它并不是和雇员一起去解决问题，相反，只是把罢工的大部分损失转嫁给政府而已。这个税种最初的支持者主要来自所谓的民主党自由派。随着1952年共和党任期的到来，很多投资者认为，共和党将坚决抵制这种税收。但事实却并非如此。新政要求暂时延长“超额利润”税的效力，这并不是因为它有什么好处，而是因为政府需要税收收入。
于是一大批共和党议员转变他们在野时的观点，开始支持这一税收，这似乎有点出人意料。更出人意料的是，更多民主党自由派人士意识到“超额利润”税在本州内也带来了不容忽视的危害。于是他们也开始转变立场，最终对这项规定彻底丧失了信心。
在党派间界限本来就并非不可逾越的情况下，党派立场频繁变幻，性格和观念纷繁多变，因此，只要绝大多数美国人仍然像今天这样保持中庸立场，那么党派之争的胜败，无论是实际的，还是预期的、都不是形成稳健的长期投资决策的基础。
在现有的政治条件下，如果说纯粹党派之争的胜败不应影响到长期投资计划，那么，从短期的时间角度上看，它们是否仍然会产生什么影响呢?不妨假设，根据本书其他章节所阐述的那些更根本的原因， 我们已经作出了买卖股票的决策。
如果作出这个决策的时间非常接近于大选日，那么，牢记下面的意见，也许可以让您获得好收益：那些拥有足够财富、甚至可以影响股票价格走势的人，大多会认为，共和党的胜利将会让股票变得更有价值，而民主党的胜利则会让股票贬值。
但总统选举和议员选举如此引人注目，而且专业调查(如赌注赔率可反映)的结果通常又非常符合实际情况之外，因此，多年以来，实际投票日之前的股市始终会在短期上过分低估选举新闻。这意味着，除了真正极少数的意外情况，大选日后的股市将明显背离多数人的预期走向。换句话说，如果选举结果真像专业政治机构预测的那样，那么，在选举之后的第一天，如果民主党当选，股市将直线上升；如果共和党当选，股市则会骤然暴跌。
因此，在富兰克林·罗斯福4次获性之后，股价均出现大幅上涨。如果牢记这一点，并且还能把握好时机。合理安排交易时间，按照选举进度提前或推迟选举期的买卖交易的话。投资者完全可以多赚一点。
那么，在选举真正出现意外情况之时，也就是说，在选举结果与赌博公司和专业政治预测机构的预测不同之时，又会发生什么呢?民主党的胜利似乎会促使投资者进一步抛售股票，并导致股市下跌。杜鲁门在1948年意外当选之后，恰好就是这种情况(这也许是20世纪唯一一次名副其实的意外),另一方面，当共和党因意外而当选的话，第二天也许就可以看到真正的大牛市。而这恰恰是1954年议会选举后发生的事。
人们预测，民主党将在选举中大获全胜，以巨大的优势从共和党手里夺回议会控制权。但副总统尼克松却通过最后一刻的奋力一搏，最大化地缩小了共和党在东部的劣势，并在西部反败为胜。于是，民主党对共和党的优势在瞬间就变得微乎其微，甚至可以忽略不计。最终的结果是，股价在随后几天内一直急剧下跌，而不仅仅是一时下跌。
比较一下意外情况发生后和正常选举后第一天的情况，我们就会发现，其中存在着一个显而易见的投资规则：除非政治气候严重偏离以往长期的正常情况，否则，我们就可以根据政党选举的结果，来寻找一个基本的投资决策规则。
这也就是说，如果打算在选举日前后买卖股票，那么竞选预测机构的预测，也许就是最佳的投资指南。如果预测结果是共和党获胜，就应该在选举日的前一天卖出，而且至少需要在一个完整交易日之后再买进。
如果获胜的是民主党，就在选举日之前买进，但一定要等到选举日后出现反弹时再卖出股票。如果预期民主党将获胜，但共和党出人意料的优势又预示着意外的发生，那么，你可能会发现，遵守这个择时方法绝对是值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