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真正有才能的证券分析师，正在越来越多地成为投资委员会会议上不可缺少的主角。最初，这种经历往往会让称职的投资人感到心灰意冷。因为被任命为投资委员会成员，往往是组织的出纳或财务人员、当地政府机构的领导人或是大笔遗产的继承人。
但他们并不一定需要具备判断应该买卖何种股票的能力，只要知道副总裁是否应该接受阑尾切除手术，或是公司的纠纷到底应该以协商方式解决、还是一定要拿到法庭上打官司之类的事，就已足够了。
然而，尽管这些投资委员会的成员最初可能不愿意把这种医疗或是法律上的决策交给相关领域的专家，但他们毕竟已经涉足公司的资金事务，而且已经承受起投资委员会成员的大任。他们是否有权判断这些所谓全职专家的投资建议，是否能做到尽职尽责。
对此，人们心存怀疑。在疑心重重的投资委员会面前，即便是再有能力的投资人员，也常常会感到力不从心。无论是在组织内部，还是在日常业务以及所在社区的地位上，多数投资委员会成员都要高高凌驾于投资人员之上。这就让他们很难坚持自己的想法。
投资专家的工作往往侧重于实际操作。因此，只要在工作上稍有闪失，反对他们的委员们就能占得上风。所有这一切，都倾向于让最终的决策结果受制于投资委员会中最无能者的主观臆断。我曾经认识一位非常出色的投资人，他所在的机构刚开业没多久，他就多次对我说： "我知道该买进哪只股票。但我的建议总是无济于事，因为投资委员会永远也不会采纳我的建议。”
值得庆幸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整个50年代，很多杰出投资者在组织内的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大量事实表明，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在实质上，他们的建议大多要好于委员会的决策，在这种情况下，某些委员会才开始把真正的决策权交给这些投资顾问。
只要结果理想，银行、保险公司或是大学的信托部门就能在各自领域内高人一等，这就能促使他们把越来越多的决策权交给这些有能力的投资专家，而不是机构臃肿的投资委员会。尽管我还不清楚我抽取的样本在数量上是否充足，是否能保证不存在任何重大例外事项，但我至少能感受到：赋予投资专家的权力越大，投资委员会的影响越小，他们的工作质量就越高。
其中的部分原因在于，把决策权交给那些最有资格作出决策的人，这本身就是合情合理的。另一部分原因则是，唯有真正有能力的投资顾问，才能逐步成为组织决策的主导者，而不是被委员会中的某些权贵所压制。不管怎么说，在进入60年代之后，资本市场的竞争必将进一步推动这种变化。如果这能成为现实的话，很多大型机构投资者的股票投资业绩必将进一步改善。
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将会接受这些组织的服务。结果就是：这些组织对股市的局部影响越来越大。现在，让我们再逐一验证机构投资者中各主要力量的未来发展趋势。很明显，到目前为止，在过去的10年里，该群体中发展最快的两个分支就是养老和分红基金。
所有迹象都表明，在未来的10年里，这些组织必将进一步大量增加股票投资。尽管目前已经出现了很多入市基金，这让大量未进入股市的基金在股票投资上难有作为。
但无论是现有养老基金已成型的投资计划，还是分红型信托基金(proft-sharing .trust)即将采取的投资规划，都无一例外地表明，对股票的需求将会出现稳定而持久的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