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者短期主义所导致的股票价格异常波动，负面冲击了证券市场运行质量，加剧了股价与和股票内在价值背离程度。这为内幕交易与股票操纵提供了庇护的便利条件，隐蔽了股价波动背后的内幕操纵的现象。这既不利于内幕操纵监管效率的提高，也为促成市场投机性泡沫提供了微观基础。
伊波利托（Ippolito.1992）、希瓦利埃与埃利森（Chevalier and Ellison，1995）等都实证发现共同基金近期历史业绩表现对基金投资者资金流向有着显著影响。基金投资者的绩效追逐的行为，投资资金从业绩表现较差的基金流出，流向业绩表现较好的基金，这些基金投资者的选择基金的能力可以称为聪明钱（smart money）效应。格鲁伯等人（Gruber，1996； Zheng，1999）都实证发现了这样的效应。萨普和蒂瓦里（Sappand Tiwari，2004）实证认为聪明钱效应主要是由股价动能现象所驱动，他们在控制了动能效应之后，并没有聪明钱效应。
格鲁伯（Grubber，1996）发现经理经验、过去回报、基金规模和资金流之间有显著的关系，大基金和过去业绩好的基金有高的资金流入，与投资者追随业绩（chaSTngperformance）相一致。
国内一些研究也认为在我国开放式基金的赎回行为中存在着非理性现象，如赎回比率过大、赎回与风险及回报的关系不明显、短线的赎回十分突出等（束景虹，2005）。刘志远、姚颐（2005）发现，我国开放式基金存在着“赎回困惑”，即基金赎回率与业绩增长正相关，而且资金净申购不是出现在业绩增长最高时而是最低时。田穗（2006）认为我国开放式基金中存在的非理性现象是与我国证券市场制度上的一些缺陷、投资者追求处置效应、基金公司的同质趋势等因素有密切关系。
尽管国内机构投资者在证券市场中的持股比重在逐年提升，但是随着基金持有群体的散户化，尤其是基金投资者的申购赎回行为，大量聪明钱的出现，促使资金在基金品种中迅速流动，由于投资者可以获取的信息往往局限于根据基金净值所计算的原始回报，以及根据业绩排名得到的相对回报，即目标调整回报，但是这些业绩都是未调整相应风险的业绩度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