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专业人士认为，2011年至2014年上半年我国的经济一枝独秀，GDP增速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但股市的走势却截然相反。美国三大指数屡创新高，早已走出金融危机的阴霾，上证指数2014年10月以前的表现则确实可以说是全球倒数的了。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一现象，我认为有以下几点。
一是受制于国内宏观经济因素，传统经济持续下行。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引爆了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我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是政府主导的4万亿强刺激和信贷大扩张。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一应对政策，一定程度上就好比是强心针、止痛药，虽然勉强渡过了难关，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产能过剩问题越来越突出，其负面作用也正表现得越来越明显。
从2010年开始，4万亿投资的红利逐渐消失，经济增速隐隐出现了疲态。2011年这种疲态进一步加剧，到第四季度经济增速便开始放缓，进入2012年则已出现明显的回落态势。直到现在，整体经济从高速发展步入中高速发展阶段，经济发展步入了一个新常态。以房地产等相关行业为代表的宏观经济的低迷恐怕还要持续相当长的时间，这中间肯定会有反弹和反复，但什么时候真正好转，还需投资者认真把脉，不可随意下结论。
产能严重过剩，房地产业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地方债务问题重重。在这样的宏观经济背景下，以银行、地产等传统经济为重要成分的上证指数自然难有向好的可能。决定股市大势的根本因来还是宏观经济基本面。虽然股市有时可能会走出背离经济基本面的行情，但那是短暂的，只是沿宏观经济走势曲线的上下小幅度波动而已，最终还是要回到宏观经济走势曲线上来。
在牢记宏观经济走势决定股市走势的同时，还必须看到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问题，那就是沪深A股中“老态龙钟”的传统企业至今仍占据着主导地位，银行、地产、石油、有色等强周期行业的权重短时间内仍无法动摇，新兴产业比重太少。这一现象背后凸显着更加深层次的问题，即中小板、创业板之外的中国市场已远远背离全球经济的走势。以往唱主角的企业已经落伍或即将成为夕阳产业，缺乏新鲜的血液，但2014年以来情况正在发生一些改变，不少中小新兴企业选择在上交所上市。
在现有大部分传统行业的上市公司结构中，国有企业占比很重，这就决定了其活力有限、效率不高。2014年国家力推混合所有制改革，2015年国有企业改革又提上重要议事日程，其初衷就是为了激发企业的活力。大量房地产、金融、钢铁制造业和能源资源等企业正面临着转型升级的巨大挑战。房地产企业积累的风险正开始暴露，银行等传统金融业在互联网金融、经济下行、利率市场化等不利因素下利润增速正在下滑，资产风险也随之凸显，更为重要的是，行业拐点还不清断，或还远未到来。钢铁和能源资源行业是产能过剩的重灾区，2015年经营仍然举步维艰。期待靠这类传统产业和企业支撑的沪深股市出现大级别的牛市，无疑是很不切实际的。尽管2014年10月至2015年6月，在大量资金涌入市场的大背景下，上证指数终于一改颓势，从2000点左右上涨至5000多点，最大涨幅超过150%，但与创业板近4倍的涨幅和中小板近2倍的涨幅相比，仍相差甚远。
代表经济未来发展方向的新经济形态——互联网等高科技企业，近年来发展势头迅猛，但由于A股的择优汰劣机制始终难以建立健全起来，除个别优秀新兴企业在中小板、创业板上市外，很多耳熟能详的大型互联网公司选择了在海外上市。三大门户网站新浪、搜狐、网易已经在美国上市，成长性极好的互联网巨头阿里巴巴也选择登陆纳斯达克。没有新经济就没有新动力，就没有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后劲，2012年至2014年新经济血液严重缺乏的沪深A股由此便陷入了欲振无力、步步后退的僵局之中。
另一方面，中国互联网新经济龙头企业在海外的表现却相当亮丽。百度是中国最大的搜索引擎公司，也是彭博中美指数的第二大权重股，累计涨幅更为惊人。拥有如此庞大市值的百度，股价上扬又如此强劲，结果自然可想而知。据统计，自2009年3月至2014年5月，彭博中美指数累计上涨95%，其中张幅居前10位的公司中有5家是新经济企业，包括百度、前程无忧、携程、巨人网络和网易。对此，国内股市投资者，只能望洋兴叹。
追根寻源，这是我国以审批制等行政手段为主来管理股市的必然结果。经过了20多年的摸索，现在确实已经到了倒逼中国资本市场加快改革的关键时刻。当务之急就是改审批制为注册制，坚决告别计划经济思维浓重的体制与机制，争取早日实行宽进严出的制度，完善退市制度，使垃圾公司退市成为市场常态，并为大量新经济企业到沪深股市上市扫清制度性障碍，尽最大努力将新经济企业留在国内上市，或者设法吸引百度、腾讯和阿里等互联网巨头回归国内市场，为内地股市注入新动力，最终，让国内投资者分享到新经济企业的发展成果，推动我国资本市场走上可持续健康发展的道路。
值得庆幸的是，中国资本市场正在大刀阔斧地改革，中国股市从2014年下半年起也已逐渐恢复活力。
二是全流通、上市公司大扩容导致供需严重失衡。许多专业人士和投资者纷纷质疑中国资本市场，认为10余年前的2001年6月上证指数就已经上摸至2245点，如今10多年过去了，尤其是在此期间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汽车、商品房进入普通家庭，民众物质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但上证指数却还在原地踏步（到2014年7月，上证指数还在2200多点）。我认为出现这一现象可从两个方面得到合理解释。
其一，2001年虽然上证指数涨到2245点，但当时市场的平均市盈率达到50倍以上，处在高度泡沫化状态，2014年7月的2200多点，平均市盈率只有12倍左右，也就是说，这13年的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填补了大泡沫的窟窿。其二，股权分制改革后我国证券市场逐渐实现了全流通，股改的后遗症暴露无遗，大小非等原来的非流通股喷薄而出，流通市值可谓呈几何级增加。股市的大扩容导致上证指数虽然还在原地踏步，但流通市值已由原来的1万多亿元增加到2014年10月的20多万亿元，比2007年6124点不到8万亿元的流通市值要高出很多。
三是房价高涨、高利贷盛行导致证券市场资金大量流失。近10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房价一路攀升。以北京为例，2004年至2012年短短8年时间房价上涨了4倍以上，房地产吸走了巨量的社会资金。更为严重的是，绝大多数做实业的企业家宁可把利润投入房地产，也不愿意把赚来的钱投入实业搞技术创新，因此出现了实业空心化的现象。实业是资本市场的基础，实业空心化，很难指望股市节节攀升，上涨也终将是昙花一现。另一方面，上市公司中缺乏创新型优质公司，加上我们市场制度建设还未完全到位，离公正、公平的市场还有相当距离，导致民众宁可投资房地产，也不愿进股市，长此以往便形成了恶性循环。
高利贷盛行是股市流动性紧张的又一重要因素。2007年至2014年上半年，高利贷在南方部分地区十分猖獗，并且大有北上蔓延之势，这又成为金融市场的一个毒瘤。道理很简单，年息高达20%以上的高利贷，不难吸引社会闲置资本、产业资本蜂拥而入。这一方面严重影响了实体经济的发展，放贷人或企业本来可以把这些钱投入实体中，将企业做大做强，而由于高利贷的诱惑，原本可以支持经济发展的民间资本游离于实体经济；另一方面，借贷人或企业背着如此高的利息，惨淡经营。此外，高利贷盛行加剧了全社会的系统性风险。2013年以来，媒体上经常报道企业家跑路或跳楼事件，这背后绝大多数跟高利贷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谁都知道，如此高的利息，是不可持续的，长此以往，出现资金链断裂是大概率事件。
四是资本市场缺少优质的公司，同质化现象严重。中国的环境很难造就微软、苹果这样既有极强的竞争力又拥有全球市场的优秀跨国公司，这就导致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的不信任，仿佛一夜间又回到2001年至2005年。2011年北京的冬天特别冷，但这丝毫不影响苹果的粉丝们为了求购一款手机冒着严寒排队10多个小时，试问中国有什么产品能让世界人民排队求购，让国内人民排队求购？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因为中国缺乏像苹果、奔驰等创新型、治理规范并能给股东源源不断创造价值的顶尖企业，民众宁可投资买房、放高利贷，也不愿进股市。
因此，中国经济不是发展速度问题，而是发展质量问题。韩国拥有三星、LG、现代等世界级企业，美国华盛顿州（首府西雅图）人口不到700万，却拥有如波音、星巴克、微软等国人耳熟能详的公司，相比这下，我国的表现则要差得多。所以说，经济转型中存在的问题才是股市低迷的根本原因，就如同2006年至2007年的大牛市，股权分置改革只是上涨的契机，真正上涨的动力还是中国经济、社会层面发生的巨变。其标志便是居民收入的快速上涨，生活水平的明显提高，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动力十足。
五是融资融券、股指期货的推出改变了原先单边市的行情格局，对市场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2010年，管理层推出融资融券、股指期货，这结束了原先的单边市场行情，投资者在做多的同时可以通过股指期货、融券做空，现在还可以通过期权做空，市场的游戏规则同以前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对冲基金也有了一席之地。在经济转型成功、实现二次腾飞之前，要想上证指数走出泥潭，反转向上，突破6000点，甚至迈向更高的位置，确实有一定的难度。
六是上证指数边缘化的结果。从中小板、创业板来看，我国的股票市场表现并不差，估值并不低，2014年以前的低迷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种假象。由于上证指数中银行板块、中国石油（601857）、中国石化（600028）、中国中铁（601390）等国有大型企业占指数权重很大，因此它的走势比中小板指数要差一些，比创业板指数就差得更多了。从2008年10月至2012年7月，上证指数从1664点上涨至2200点，涨幅才30%多一点，同期中小板指数从2114点上涨至4500多点，涨幅超过100%以上，并不比美国等国外市场逊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