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金融理论有两个关键假设：理性人和有效市场。然而，在不确定情况下，人们的行为、态度、偏好等并非是完全理性的，市场也并不是有效的，因此，由于忽视了对投资者实际决策行为的分析，传统金融理论在对许多经济现象做出可信解释的同时，也遇到了许多困难。大量实证和观察结果表明股市存在许多与理性人和有效市场假说相悖的现象，如股票溢价之谜、波动性之谜、长期反转现象、月效应、规模效应、封闭式基金之谜等。
在这一背景下一些学者提出了行为金融学这一新的研究领域，认为人们并不是总以理性的态度做出决策，现实中存在诸多认知偏差，这些偏差不可避免地会影响投资行为，进而影响资产定价，这一理论认为，金融投资过程可以视为一个心理过程，包括对市场的认知过程、情绪过程和意志过程。认知过程容易产生系统性的认知偏差，情绪过程可能导致系统性的情绪偏差，意志过程则既可能受认知偏差的影响，又可能受情绪偏差的影响，这些个体偏差加上金融市场可能出现的群休偏差或羊群效应，将导致投资或投资组合决策中的决策偏差，从而出现资产定价的偏差。而资产定价偏差又会产生锚定效应，反过来影响投资者对资产价值的判断，进一步产生认知偏差和情绪偏差，形成一种反馈机制，从而强化资产定价偏差程度。
事实上，投资者情绪一直是行为金融学解释市场异象的主要理论基础之一。信念和偏好异质的投资者常常是非理性的，而且由于情绪感染、模仿、学习等非市场互动（即社会互动）机制的影响，以及套利成本、时间及风险等约束机制的存在，致使资产价格可能长期偏离资产的基本价值，这对传统金融理论有效市场假说下的诸多定价异象能给予很好的解释。
投资者情绪是反映投资者心理的重要因素，它是反映投资者的投机意愿或者预期的市场人气指标，对证券市场的运行和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国外学者在这一领域做了大量研究。大致梳理如下。
布莱克（Black，1986）首次提出噪声交易的概念，他将股票投资者分为噪声交易者和信息交易者，噪音交易者的存在提高了股票市场的流动性，同时也降低了市场的有效性。德朗等人（Delong，Shleifer，Summers and Waldman，1990）研究7金融市场上的噪声交易者风险，简称为DSSW模型，指出噪声交易者通过承担更多的由他们自己创造的风险（噪声交易者风险），可以比厌恶风险的理性套利者获得更高的回报，随后，芭伯里斯等人（Barberis，Shefrin and Vishny，1998）提出TBSV模型；丹尼尔（Daniel，Hirshleifer and Subramaryarn，1998）提出TDHS模型，DHS模型和BSV模型虽然建立在不同的行为前提基础上，但两者的结论是相似的。1999年，斯坦等人（Hong and Stein）提出了HS模型，又称为统一理论模型（Unified Theory Model）。这个模型有别于BSV和DHS模型的地方在于：它把研究重点放在不同市场参与者的交互作用机制上，而不是行为心理和认知偏差上。最初，信息观察者在短期内对基本信息有反应不足倾向，使得动量交易者试图通过简单套利策略来利用这一特征，将推动价格在长期内走向反应过度。
在投资者情绪对于股票收益的纵向影响方面，既有研究主要分为投资者情绪对市场短期收益和长期收益的影响两部分，前者研究较多，布朗（Brown，1999）运用美国“个人投资者协会指数”（AAII）提供的投资者情绪指数，证实投资者情绪与封闭式基金价格的波动紧密相关。奥图（Otoo，1999）检验了一系列计数变量对短期市场收益的预测能力，指出股价与消费者情绪指数具有很强的同期关联性，费希尔和斯塔特曼（Fisher and Statman，2000）发现，消费者信心指数可以一定程度上预测股票市场，本月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和下月的Nasdaq和小市值股票之间的关系为统计上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但与标准普尔500指数之间的关系不显著，当投资者对资本市场的看法趋于牛市的时候，消费者变得更有信心了，即消费者信心指数的变化和个体投资者情绪变化之间的关系为统计上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然而，布朗和克利夫（Brown andCliff，2004）对投资者情绪与近期收益关系进行研究后发现，所有的总体情绪测度指标都有有力证据表明他们与市场联动，同时，市场历史收益也是情绪变动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尽管投资者情绪及变动与同期股票收益间存在强的相关性，但少有证据证明对市场未来短期收益有预测能力，以仅有有限预测能力的投资者情绪指标构建交易策略不一定有利可图。
既有文献中，关于投资者情绪对于股票收益截面影响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其中，贝克和沃格勒（Bakerand Wurgler，2006）认为投资者情绪对股票收益率有很强的影响。在不同的情绪条件下，股票收益率的横截面表现出不同的特征，情绪高时，高收益往往出现在小规模、高波动性、非盈利、不发股利、极度成长和出现财务困境的股票中，这与这些股票开始的价值被低估有一点关系，情绪低时，这一模式有所削弱甚至完全反转，对于这一现象贝克和沃格勒给出了自己的解释，他们认为具有上述特征的股票的估值有更多的主观性，并且更难以套利，因此，其收益率更易受到投资者情绪的影响。
迄今为止，我国学术界对投资者情绪与市场间关系的研究成果也较多。如饶育蕾与刘达锋（2003）用中央电视台网站机构看市、中国证券报券商看市以及咨询机构看市数据研究中国机构投资者对市场的预测能力，发现机构投资者并不能可靠的预测股票市场。王美今和孙建军（2003）发现机构投资者情绪变化不仅显著地影响沪深资者情绪与随后股票收益率之间的关系，他们采用“好淡指数”作为衡量投资者情绪的指标，通过实证发现，好淡指数在预测随后的股市回报时起到了反向指标的作用，好淡指标值大幅度上升，则预示随后的市场收益率会大幅下降。刘坦辉等（2003）、施东辉与孙培源（2002）、宋军等（2001）和李心丹等（2002）分别从不同的侧面，解释了我国股票市场上投资者心理与行为的影响作用，为研究投资者情绪与我国股票市场的关系提供了客观依据。朱伟弊和张宗新（2007）利用封闭式基金折价率间接反映投资者情绪，探讨了投资者情绪与股票市场泡沫之间的关系。廖士光（2008）则利用封闭式基金折价率以及认购权证隐含波动率来间接反映中国证券市场的投资者情绪，研究了中国证券市场投资者情绪与市场走势之间的关系。
借鉴目前国内学术界和业界关于投资者情绪指数的研究成果，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构建了月预率和周频率下的全市场情绪指数及各行业情绪指数，并进一步将情绪指数划分为情绪水平指数和情绪结构指数；随后，在对情绪指数解释市场异象的能力以及对资产定价因子的影响等方面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从板块轮动角度探讨投资者情绪与市场波动之间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