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投资委员会批准了一项交易，我们就得决定投入多少金额。在决定这个原始组合的时候，我们要权衡当前的组合构建规则、投资期望的回报以及期望的回报时间。我们通常逐步增加头寸，一开始配置组合的0.5%-2%。随着事件一个个被揭开，估值趋势渐渐明朗，我们在一段时间内逐步按比例构建头寸。
随着企业经历不同的破产阶段，我们以几种不同的方式从问题证券中获利。因而，我在一段时间内增加头寸的做法运行得很好。它也帮助我们确信，我们持有这些头寸超过1年的时间，对较大部分的头寸信心十足。
在每周的投资委员会会议上，我们评估组合中的头寸，确定他们继续在我们期望的风险一回报比范围内进行交易。为了每日监控这些投资，我和投资团队不停地与银行家、债券持有人和其他投资人联系，收集额外的市场情报。如果某个头寸不符合我们的目标，我就想办法终止该项投资。
我的团队和投资委员会的每一个成员都具备这个过程中所需的不同的技能。问题企业投资需要很多不同专业的技能，包括破产和税收法律，固定收益和股权估值以及信用分析。
我尤其离不开罗伯特.温科勒，他一直领导着我们的业务开发部门。他经常与世界各地的机构投资者和富裕家族保持着联系，让我们对这些重要人员关干市场状况和具体的投资项目都在想些什么有了
更深入的了解。他也是老练的商务旅行者，只带挎包就满世界跑。或许，某一天他教我如何能做到放下一切，顺便解释为什么总是拒绝所有的航空饮食，只吃一块他带在旅行箱里的硬面包圈。
我对组合里的所有投资决策拥有绝对的决定权，但我们还是采用一种合作的方式来决策，并尽可能达到一致同意。对于事件驱动型的策略，协作可能至关重要，因为需要考虑和分析的因素实在太多了。
要让这种方法能够奏效，来点余兴未尝不可。在办公室的茶水间里，我们摆了桌上足球，用处颇大。我们的第一张桌子源自于12年前我的突发奇想，当时想到大家或许工作太累了。我跳进车里，带着一名实习生和爱德华，贝迪特一起驱车前往好市多。不一会儿功夫，我们一起抬着一个巨大的盒子回来，趔趔超想地从惊得合不拢嘴的接待生面前走过。爱德华.贝迪特在2011年去世了,罗伯特的前任职员,他在业务开发的岗位上工作了10年。
桌上足球的竞争很激烈，但我们尽量不让它太火爆。我们]參加的所有比赛都赢了对手几局。有一年，在高盛的年度假日聚会上，我们的两名选手盘踞着桌上足球的桌子，击败了好几个口出狂言的对冲基金经理组成的团队。2011年，在拉斯维加斯举办的天桥选择对冲基金大会(SkybridgeAlternativesHedgeFundConference)上，有3000名高手云集。期间，现场的桌上足球桌就很唐突地摆在酒柜、舞池和小食品中间,罗伯特.温科勒和我在泳池鸡尾酒会上打败了所有来宾。
我们以真正的秃鹫方式，通过废物利用相继升级了我们的装备。在我们并购了推特集团之后，该公司的规模减小了，大大缩水的办公室不再有供桌上足球摆放的空间。所以，我们买下了漂亮的专门订制的红木桌子(这张桌子表露出把推特推向破产的那种奢侈浪费)。我们真的生生把它给用坏了，而现在也买了一张崭新的专业级比赛桌子。
最后，我相信任何成功的经营都需要有才而且对工作充满热情的人。不管他们是分析师、交易员、律师、经理人、投资人关系专家、业务开发人员，会计，还是在后台工作人员，我希望所有员工都能成功。记住，只有那只幸运的鸟儿瞥见到了腐肉，其它鸟儿才会有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