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研究的私有信息的界定是包括了知情信息和内幕信息的,下面针对内幕交易在私有信息定价效率方面所起的作用作以文献综述。
内幕交易的市场作用一直是理论界争论的焦点，也是证券监管中最具争议的内容之-。尽管各国法律的定义存在一定差异,但“内幕交易”通常指在掌握“重要的非公开信息”的情况下买卖证券的行为。“重要的非公开信息”也称为“内幕信息”，是指尚未公开披露，而一旦披露将对证券价格有重要影响的信息。由于公司内部人在交易时是否利用了内幕信息难以取证，因此尽管内幕交易被大多数国家法律明文禁止,但仍然无法削弱，更难以杜绝。在此情况下，理论界更多的把目光投向内幕交易对市场效率的作用方面。内幕交易是源于信息披露机制的不健全，但对于它是否会导致低下的市场信息效率，理论界并没有定论，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内幕交易的外部性上。
关于内幕交易的外部性，现有文献主要从公司和股票市场两个层面进行探讨。在公司层面，内幕交易的外部效应是指内幕交易行为对公司委托代理问题的影响，其核心问题是内幕交易是改善还是加剧了经营者与股东特别是内部人与外部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在股票市场层面，内幕交易的外部效应是指内幕交易对股票市场效率的影响，Manne (1996) 和Carlton、Fischel (1983) 较早强调内幕交易同时作为一种信息传递机制在提高市场有效性方面的作用。他们认为内幕交易能产生一种“衍生知情交易机制( DerivativelyInformed Trading Mechanism)”，通过该机制，内幕交易把公司股票价格逐步调整到正确水平，避免信息一旦公布引起股价的大起大落，从而提高市场运行效率。反对者则认为内幕交易会影响股票市场信息传递效率和信息质量，从而影响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因此，建议加强对内幕交易的监管和处罚力度。经验证据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内幕交易的信息传递作用。许多研究表明内幕交易具备一定的定价能力，即内幕交易包含了更加准确的股价信息。换言之，内幕交易可以提高市场信息传递效率。
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很多，如Kyle (1985) 研究出在内幕交易被允许的情况下，内幕信息将更快地传播到股市中，股票价格会更及时地反映公司实际情况，因此内幕交易有利于信息效率提高。但Fishman (1992) 从收集信息的成本角度,进一步考虑了内幕人员与专业证券分析人员的相互作用对信息效率的影响。他指出，虽然专业投资人与内幕人员在使用各自信息上存在竞争，但由于专业证券分析人员要获得企业内幕信息需要更多成本，专业投资人在与内幕人员的竞争中处于劣势。内幕交易打击专业投资人，甚至可能把他们从内幕交易活跃的领域逐出，从而导致更低效的股价。徐伟(2008)采用了实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通过英式拍卖的实验设计对内幕交易进行研究，得出当市场中不存在内幕交易时，公众投资者的信息量是不足的;当市场中存在内幕交易时，内幕交易行为可以通过股票的交易量、交易价格等信号传递给公众投资者,在内幕信息尚未公开的期间，使股票的定价中包含更多的信息量,但由于投资者的有限风险厌恶，在这些更多的信息中包含了大量的“噪声”，一旦这些“噪声”被市场理解为内幕交易行为，引起跟风，最终会导致股票的市场价格远离真实价值，即内幕交易的存在导致市场信息低效率。或者说内幕交易的存在导致信息效率的提高是需要前提的:股票市场中存在“卖空”交易且内幕人员需要达到一定的数量;市场中的公众投资者严格风险厌恶且能够很准确地辨别出“噪声”。可以说，目前对于内幕交易对股票市场效率产生正面还是负面的影响，尚无一致的经验证据。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上面提到的关于内幕交易可以提高市场信息传递效率的研究结果只在成熟市场中成立，而新兴市场不完善的市场结构和法律诉讼环境导致内幕交易具有的“ 衍生知情交易机制”不能有效发挥。如何佳和何基报(2001)、 张新和祝红梅(2003)、王春峰等(2003) 等发现我国股市在年报利润超涨超跌、控制权发生转移、重大投资、高送转股等重大信息披露前后存在比较严重的利用内幕消息操纵股价的现象;晏艳阳和赵大玮(2006)发现我国股权分置改革中存在较为严重的操纵股价的内幕交易;史永东和蒋贤锋(2004) 以被证监会查处的11个非法内幕交易公司为对象，研究发现内部人交易使股票的平均价格_上升，同时也增加了价格的波动性。正如前文所指，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内部人交易对市场效率、特别是新兴市场的效率产生怎样的影响以及如何对其加强市场监管，是个亟须研究的现实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