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清友：庞大的社会基础设施如何适应疫情新常态？
才从二级响应机制降至三级，近日的突发疫情又令北京再次将其回调。6月16日晚，北京市宣布，即时起，全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级别由三级调至二级。
或许，“疫情防控常态化”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社会亟需一套与之匹配的 “后疫情运转系统”。这套系统将承载我们在疫情新常态下的工作、生活与学习之运转。它可能长什么样尚无定论，但需要试图找到平衡“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的相关解决方案。甚至，边试水边纠错，循序渐进。“我们目前的社会基础设施还是无疫情状态下的一套系统，应对疫情的诸多改变也大多是临时性的，或者说没有改变社会基础设施的基本状态，例如工作、交通、管理制度、应急……等等。”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管清友告诉经济观察报。
但疫情意外反复。据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社区防控组办公室成员、北京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徐颖6月15日介绍，北京市连续发生确诊病例，已进入非常时期。与此同时，韩国首尔、日本东京等地近期也有疫情反弹迹象。
华山医院感染科医生张文宏此前撰文指出，在国外，“新常态”就是伴随着每日有新增病例，但我照样开工、复学、复市。对我国而言，就是全面恢复经济、学校、开放公共场所，但又不得不面对输入性疫情的风险以及相应的极大的防控压力。
“如果要和病毒长期共存，那么社会基础设施的改变就是形势需要，也在所难免。”管清友说，“这种情况下，当务之急是需要在经济和抗疫之间至少保持一个脆弱的平衡。”
经济观察报：怎样理解从无疫情状态下的社会基础设施“过渡”或“转型”至疫情新常态的管理系统？
管清友：从企业运行、学校授课、论坛活动等各个方面来看，疫情之中会发现，其实百分之八九十的事情在线上都可以解决。如果都能“云处理”的话，除非像机关单位有一些涉密的特例，其它正常类型的工作、学习等，人们实际上没有必要天天见面，包括朝九晚五式的上班也无必要，而且其会加大交通压力，大家也会就此减少很多无效社交，避免时间被无端占用。
就企业层面来看，比如民企可能会相应调整——如缩减办公室，甚至不要办公室，实行上下班时间弹性制。但国企因有一定的刚性要求，在行政管理、社会管理、应急体系等诸多方面都涉及相关调整的问题，却一直未予变动。
总体上，就是线上线下如何有机结合起来，使之更加便利互补；现在需要适应疫情的常态化，就要有与之匹配的社会制度、基础设施和各种行政安排——在经济和抗疫之间找到平衡。目前更重要的可能是国企和机关要择机适时做出调整。
进一步看，你觉得行政管理接下来如何适应长期“作战”？怎样的状态才能与疫情新常态相吻合？
管清友：就行政管理本身而言，可以通过节约成本来提高效率，同时做好整个疫情全流程防护；在有效疫苗出来之前，疫情反复的情况可能会经常出现。
这是因为疫情的常态化，防控也要与之对应——需做到动态有序防范，一旦出现新冠病例就马上处理。工作、生活、学习都是如此。以学校未来的情况为例，它不可能全面开学，因为很难做到让大家都去教室上课。
事实上，可见一斑的是：据北京市教委新闻发言人李奕6月17日在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122场新闻发布会上的介绍，下学期做好线上线下学习的双重准备，同时总结上一学期的线上教学、防控等经验和做法。这也显示思路的逐渐转变，即由短平快的战时策略转为与病毒长期共存的疫情新常态之应对策略。
当然，多数的现实是整个社会管理体系基本上还是老套路，以为疫情可以通过原有方式就能将它根除，却很难做到。实际上，很多事情线上完全能够解决，包括日常交流等亦无需见面。那样环境也会大大缓解。当然并非不需要线下，只是很多事可以不必线下处理。如此一来，线上公司会受益，而线下的所谓办公室，比如商务、商办楼、商住楼的价值等可能会缩水、下跌，因为使用率越来越低，人们宅家办公或学习。
其实，变化早已发生。像不少企业已在调整；比如我现在90%的时间都居家办公。相信民营企业都可以弹性制上班；但国有企业、机关的变化相对较慢。
而从房地产角度看，可能大家越来越明白——相对以前，人们需要更大的空间，原来住100多平米就行了，但疫情后发现这几个月老少挤在一起住不行，空间必须大一些。
经济观察报：这样看来，其实我们无需那么大的办公楼。但还有一个问题，疫情之后，好像离婚率比较高。
管清友：的确，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社会问题。为什么说疫情结束以后离婚率上升了，是因为大家突然长时间呆在同一屋内，活动空间太小，受不了。每个人都需要有独立空间。或者说大家居家工作和生活时，多数时候会将工作与生活“混”在一起；这样我们可能就需要一种新的家庭居住方式——而这也是社会领域中很关键的一点，假定有50%的人可以实现选择居家办公或者选择去办公室的话。
比如，涉密类公务员如何选择——是否需要严格规定其不得居家办公；如果不涉密则完全没有必要。同时，如果要求提高工作效率，也可以使用单位内部的系统，在单位电脑上设定相关要求，那么这就涉及行政管理，即办公信息化的升级问题。
总之，疫情新常情下尽可能“线上化”工作、学习为主，其一人们可减少出行，防止疫情扩散；其二，本质上可提高效率。大城市而言，人们每天在通勤上至少花一个小时，且很辛苦。企业如果做不到员工100%都居家办公，至少机制上可以由员工自主去选择。
经济观察报：似乎国外是有一家公司宣布可以100%全部居家办公。
管清友：这种情况很正常。其实整个社会运行或者说过去的一整套社会基础设施以及制度安排，都要随着疫情去做调整。以孩子线上授课为例，考虑孩子的自律性，为保证学习质量，父母不盯是不行的，特别是对小学生而言。但这种情况之下，家长双方如果说都在体制内国有单位工作的话，那没办法“跟”孩子的网课，该怎么办？
此外，即使孩子开学后，也得防止出现意外“传播”，因为在学校传播的概率很大，主要是因为孩子也不懂、不自律，缺乏疫情防控意识。那么就得防止出现意外情况，如果学校有一个孩子感染，全校就得关门，疫情控制住之后，一两个月后才能重新上学。
换言之，这种线上化的教学会是个常态。那么，学校医院关门了之后这两个月怎么办？只能是以线上的方式继续，即线上加线下。
与此同时，过去那种父母双方都在同一个机关和国企单位，天天朝九晚五的制度可能就需要适时改变，民企已在调整了，因为它有成本压力需要适应发展，顺势而为，我想国企也需如此弹性调整。
因此，一系列的社会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都要因为疫情的改变而改变，比如调整相应的行政管理、应急管理、社会管理等诸多制度安排，以适应疫情常态化和提高效率、节约时间等。
当然，客观上，这些调整会对一些产业造成冲击，比如，如果大家减少开车，都在家里不出门，生活刚性之外的需求就会减少，包括汽油的使用也会下降等，不利于消费需求的提振，对经济可能有些负面影响。
二
经济观察报：如你所言，这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管理系统，而系统性的调整或安排该以哪个为支点以撬动全局呢？
管清友：肯定不能统一规定，要鼓励大家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去做调整，现在的情况应该是很多民企，包括学校教育部门都率先做了调整。
另外，此过程中，如果大家减少了工作量，那么相应的比如说社保、工资要不要动？维持不变、还是减少？而且，一个人实际上是可以做好几份工作。整个社会似乎进入到了一个“微粒时代”或者说是“个体时代”，那么就会出现很多共享员工——可以同时做好几份工作，因为时间可以“切块”，保证完成A单位的，也可以完成B单位的，不冲突，只要不是同业竞争……似乎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斜杠青年”。
这样是否还可以带动一些新的增长率？就此而言，这也是一个可能的方向。
经济观察报：如此，线上的商机是不是也会相对多起来？其实我们有时候线上视频会议的效果并不是太好……还无法达到像线下那样的畅通交流。
管清友：这就说明新基建确实很有必要，疫情新常态下，大家使用互联网的频率那么高，对此这个时候就应该加大投入。但当下情况似有好转，原来我家宽带只有200兆，目前有所增容，然后多个布点，提升了居家网络基础设施水平，这块大家可能都会去强化。
相信由此带来的改变还会涉及方方面面，而且变化正在进行之中。正面去看，对中国产业的转型升级而言，倒不失为一次契机。这种社会运行的新状态，也许会衍生出很多新的行业和机会，比如未来购物可能主要通过直播电商、网络带货，那么就会触及法律纠纷，如果在家办公，则关乎保密问题等，会有一系列的变化；而这些我们现在还无法完全预见，就像在20年前无法预见今天的移动互联网时代。
经济观察报：具体来说，你对疫情新常态下的新商机看法如何？
管清友：大概可以从这几个维度去看：第一伴随着疫情的冲击，那么企业的经营方式实际上要变得更加实惠，即提供性价比好的产品和服务，不然购买力就会下降。因为这时候大家一定是去购买性价比产品。类似当年优衣库，在泡沫经济时期日本人不买优衣库，但泡沫破裂后，人们的收入下降，而优衣库择机提供有性价比的产品，所以会崛起。
第二种是技术，适应疫情、及相应心理状态之后，可能会衍生出很多所谓的新技术，这应该和大家的生活与工作方式有关系。
第三，因为西方要切断我们技术高端化的路径，那么我们就肯定要有核心技术，要有自主知识产权。相应而言，国家可能需要调整原有教育科研体制体系，因为原创性技术就像十月怀胎一样，少一个月份都出不来。核心技术如果没有基础数学物理学研究、没有科研投入、没有一个较自由教育环境去支撑的话，也可能无法研发。核心在于：不搞运动式、大会战的形式主义科研，而是依靠市场、依靠企业、依靠一个自由的科研环境、自由的教育环境，亦步亦趋地创新研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