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信贷扩张实施控制的正确时机应该是在扩张的过程中。中央银行确实对物价和工资上涨采取了对策，但是对防止资产价格上涨却并没有给予足够重视。e艾伦•格林斯潘猛烈抨击19%年12月股票市场的“非理性繁荣”（irrationalexuberance)，但在言辞之外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当他的话并没有起到作用时，他就缄口不言了。格林斯潘对经济发展过程的理解比多数专家都要深刻，他知道在表达观点时如何运用操控功能。他的前瞻性、看问题的动态视角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这一点与静态的、只知道看后视镜进行评估的欧洲中央银行家们不大相同。不过，他也不是十全十美，他把受艾茵•兰德女士启迪的政治观点融入其作为美联储主席的实务中可就不那么对劲儿了。他支持布什总统为占人口1%的富人减税，同意减少社会保障服务和机动开支来减少预算赤字。格林斯潘将联邦基金利率保持在1%的时间过长，很可能是为了帮助布什赢得2004年的总统大选，让他对房地产泡沫负责是不为过的。
本•伯南克更像是个理论家，他不具备格林斯潘那种操控市场的能力。他和英格兰银行的墨文•金两人都对道德风险表示过极度的担心，这也导致他们对2007年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的反应迟钝。监管当局一贯忽视或低估住房抵押贷款行业的过度滥行，以及它们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这就是美联储为什么如此后知后觉。美联储拥有监管住房抵押贷款行业的法定权力，但却没有实行。在这一阶段，美联储关注的是扣除能源和食品以外的所谓核心物价。
财政部整体上也很被动，只是当危机明显加深时，才采取了积极措施。在住房抵押贷款行业陷入停顿时，财政部才推出了针对该行业的新的监管规则。它把自己限制在鼓励债权人自愿合作来减轻损失的层面。在20世纪80年代的国际银行业危机时，财政部就采取过这种措施，也起过作用，因为中央银行对相关的商业银行拥有直接的影响力。但是当前这场危机却相对更为复杂，因为住房抵押贷款被层层切割、再打包、销售，依靠不知出处的参与者来自愿合作几乎是不可能的。那种推出一个所谓的超级结构投资工具（super-SIV)来接盘各种结构化投资工具所持资产的努力也胎死腹中。那种旨在帮助那些面临月供迅速上扬（他们现在享受的较低的诱惑利率在18个月内将到期）的借款人脱困的做法所起的作用更是微乎其微。住房抵押贷款服务公司自顾不暇，财务上捉襟见肘，根本没有自愿整顿的动机。这种情况涉及的人数约为230万，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受到赚钱不择手段的贷款商的愚弄。综合上述因素，这场房地产危机将造成深远的社会影响。不能指望本届政府能有多大作为，要靠下届政府来收拾残局。只有到那时，我们才会清楚情况到底有多惨。
我一直远远关注房地产泡沫的进展，原因是我并不积极参与管理我的基金。自从我的合伙人于2001年开始管理基金，我把我的对冲基金转型为相对稳健的投资实体，并把它重新命名为一家“捐赠基金”，其主要任务是管理我的基金会的资产。大多数钱都委托给外部经理人管理。不过，我可以清楚地看到超级泡沫还在变大，它注定要惨痛收场。我在2006年出版的一本书中已经预计到这一点。持此观点的也大有人在。投资界明显地分为两派，一派是像我这样抱残守缺的老家伙，另一派是那些懂得如何使用新工具和技术并对之深信不疑的年轻一代。当然，他们当中也有例外，其中一个就站了出来，他就是约翰•保尔森（JohnPaulson)。保尔森为次级按揭证券购买了违约保险，他付出的保险费得到了十足的利润回报。我还请他共进午餐，看他到底做得怎么样。
2007年8月次贷危机爆发时，我就觉得情况十分严重，我不放心把我的财富的管理权交给别人。通过建立一个“宏观”交易账户，可以借此推翻修正其他人管理的任何头寸，就这样我收回了控制权。我认为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正在陷入很大的困境，但是在世界其他地方还有着强大的积极力量，特别是中国、印度，以及一些石油国和原材料生产国。我们在那些国家的股票市场都建立了大量的投资头寸。我想通过在发达国家大规模建立空头来保护这些投资。由于我缺乏对细节知识的学习掌握，我只会运用可交易的股票指数和货币等较简单的工具。即便如此，这项策略也相当成功。涨涨跌跌是常有的，当市场变得极度动荡时，把握空头寸可真是需要很大的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