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罗斯忠告：
“索罗斯始终在你解释某件事情的时候看着你，而且他对你的解释会作出是否合理的分辨。”“他总是在不断寻找着你的弱点，不断地试图发现你所做的事情哪里出了错。”
“让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假设；让我们找找你做这样的假设的原因，为什么你会判断事情将这样发生，然后再努力与市场所表现出的现象协调起来。”
“当你对某笔交易充满自信，你就要突破瓶颈。这需要具有野猪般的勇气，需要有勇气在一个巨大的利润杠杆上保持平衡。”
“对或错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在正确时收获了多少和你在错误时损失了多少。”
早在1982年的时候，索罗斯便开始为他的基金寻找接班人。那时，索罗斯与罗杰斯分手还不久，他的基金也正逐渐从1981年失败中恢复过来。1982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在寻找合适的人选。他终于在遥远的明尼苏达州找到了他的千里马。
当时33岁的马奎支是个少年得志的奇才，经营着明尼亚波利斯一个叫做IDS进步基金的大型共同基金。马奎支经营有方，那一年该基金成长为1亿5000万美元，增加了69%，成了1982年首屈一指的共同基金。索罗斯那年年初第一次与马奎支见了面，接下来的整整一年中，求贤若渴的索罗斯又约他会面了15次。
索罗斯在每一次见面的时候都给这位年轻的基金经理人做“心理体操”，因为马奎支感到，虽然他一次比一次快要听到索罗斯打算请他过去效力的消息，但是实际上每次会面他却都似乎是在参加索罗斯的投资研讨会，因为索罗斯一直在观察和探询这位来自中西部的春风得意的少年郎是不是合适的人选。
十多年以后，马奎支在曼哈顿他自己的办公室里回忆道：“乔治是很会动脑筋思考的人，他常常喜欢观察你能不能赶上他要去的地方和要做的事。接下来，他又会在适当的时候看看你的思路，以及你跳出圈套的能力。他会找一个目前发生的经济情况，先做一番描述，然后发问：’有了这些刺激和投入因素，你对这件事情有什么应对之道?’”
考察持续到1982年底，次年的元旦，马奎支走马上任了，索罗斯把全部基金组合中的一半交给他负责，另一半则交给另外十个外部经理人。这使得马奎支感受到了充分的信任和尊重。除了处理国内所有的交易，马奎支也参与索罗斯的国际投资行动，这时，索罗斯退居幕后只是负责掌舵，保持基金航船的方向，而马奎支则开足马力全力冲刺。
索罗斯和马奎支合作了两年，似乎取得了很好的搭配。索罗斯做宏观分析扫视经济大图像如国际政治、全球各地的货币政策、通货膨胀、利率和汇率的变化；而马奎支则寻找从这些预期的新变化中获利最多的行业和企业。
在这段时间里，马奎支从索罗斯那里学到了他的三维选股等技巧。
1983年的前4个月对于马奎支是“一种文化上的震撼”，那段日子似的这个新人意识到“这个家伙确实给了我所有的自由和权力——以及佥钱——以及让我上吊的绳子”。
每天早上为了准备工作，马奎支逐渐学会了勾画出哪天金融市场里可能会发生的事情梗概，他把这些称为“预测框架”。在这一框架中他决定买什么。
而索罗斯和马奎支在纽约的每一个交易日结束的时候总要进行回顾和讨论，常常持续到午夜时分。“那是令人兴奋的，但是也非常紧张。索罗斯始终在你解释某件事情的时候看着你，而且他对你的解释会作出是否合理的分辨。”
索罗斯对马奎支寄予厚望，他就像对一个医科学生进行口试一样地训练着他的这位左膀右臂。“你有任何不同于今天早上的想法吗?”他常常这样开始，然后提出一系列没完没了的问题一刺探，寻找马奎支可能会猜错的理由。马奎支记得对这种讨论的问顾总是一种痛苦的经历：“因为他总是在不断寻找着你的弱点，不断地试图发现你所做的事情哪里出了错。
“乔治会努力研究是否市场的表现与你的设想相同。例如我判断银行业的股票会上涨，但是如果事实恰恰相反，他就会说：‘让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假设；让我们找找你做这样的假设的原因，为什么你会判断事情将这样发生，然后再努力与市场所表现出的现象协调起来。”
他记得当索罗斯邀请他一同参加在爱尔兰举行的索罗斯基金的董事会议的时候，他很高兴。他记得，“那是一个中世纪的古堡，空气非常纯净。”在那个会议上，马奎支专注地听着，他记得，“乔治妙语连珠，根据某一董事发言所说的语言，自如地从一种语言转换到另外一种语言，我听得满心着迷。”
对于像马奎支这样的青年来说，索罗斯带给他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与索罗斯一同工作令人陶醉，令人兴奋，但也令人疲累和神经紧张。“他如此聪明地主宰了一切，以至如果你因此而感觉受到了压迫，如果你因此而变成了一个只会说是的人，那么，你给不了他任何帮助，而且你也得不到任何好处。”
最后，由于索罗斯决定再雇佣两个人，马奎支感到自己正在被排斥到一旁，权力将被削弱，于是，他决定离开。然而后来他承认，“事情的真相是乔治没有错。好几次，在夜里我能够感到脑袋中那些血栓的存在，事实上，我觉得我根本承受不了工作的压力，这恐怕才是我离开的真正原因，而雇佣计划给我提供了一个说服白己的借口。”
此后，索罗斯调查走访了他的十个外部基金经理人，寻找新鲜血液来注入他的基金。这时，一个叫做阿兰·拉裴尔的人出现了。
从1980年到1984年，拉裴尔是安侯公司(也就是索罗斯踏上事业起飞平台的那家投资公司)的调研联合董事，1992年底拉裴尔返回安侯公司做高级副总裁，世界战略董事以及高级证券经理。
而在1984年8月，索罗斯决定从安侯挖走拉裴尔，在这以前两人从未谋面，虽然拉表而知道大名鼎鼎的索罗斯。索罗斯的几个外部基金经理人打电话给拉裴尔，告诉他已经把他推荐给了索罗斯作为第二号人物的候选人。他在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的北京似的他成为最合适的人选。
拉裴尔相信索罗斯是华尔街最好的投资家。“他的成功是奇异的。”这个可能的工作机会对于拉裴尔太好了，以至于他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然而索罗斯亲自打来了电话，问拉裴尔是否可以在下礼拜四到他中央公园的公寓共进早餐。拉裴尔形容说自己只用了不到“一毫微秒"的时间就作出了肯定的答复。
早餐的时候拉裴尔准时到达了，他这个工作机会是百万分之一，他这样推测，他想，也许会有另外75个候选人，这个选择的过程需要一年的时间，而他自己则很可能被淘汰出局。
90分钟过去了，而早餐没显示出什么重要性。然后两个人从桌旁站了起来，拉裴尔认为这是一个向索罗斯总结性地推销自已的好时机。
“对于您，最重要的是了解我做什么和不做什么。”他说，他希望自己不会听上去太咄咄逼人，太具攻击性。他不能确定索
罗斯是否了解了他的话中包含的意思。
“很好。”这是索罗斯对总结陈词的反应。“我做所有其他的事情，我们会成为很好的组合的。”
喜出望外的拉裴尔慌乱地说：“我猜是的!”这是那个时候的他所有能说得出来的话了。
索罗斯笑了笑，以某种确定的口气说：“你周末想想，我们礼拜一或者礼拜二再见面。给我打电话。你可以再来吃早餐。”
拉裴尔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样钻进出租车，怎么样回到自己的家的。
接下来的礼拜二，拉裴尔再次与索罗斯共进早餐，事实上进行了正式的聘请仪式。拉裴尔后来回忆道：“索罗斯讲的话大致是：‘让我们结婚之前先订婚。我在今年剩下的时间里任用你。让我们看看效果怎样。’”
1984年9月初，拉裴尔与索罗斯签署了协议。
尽管索罗斯可能很想把指挥棒交给别人，但是他仍然没有彻底退出。拉裴尔在进入量子基金后的第一个重大考验就是我们在前面说到的购买美洲虎公司股票的战役，“如果你喜欢现在的情况，为什么不跟着你的知觉继续向前呢?”直到许多年以后，拉裴尔依然清晰地记得索罗斯在鼓励他继续买进美洲虎股票时候所说的这句话。后来的事实教育了他——索罗斯是对的。
在对大都会公司收购ABC电视网下重注的战役中，索罗斯有一天打电话给交易的负责人拉裴尔：“非常好，但我们现在在做什么?”
当多年以后重述这段往事的时候，拉裴尔模仿着匈牙利口音重述当年索罗斯说的话，他很清楚索罗斯不是真的在问他问题，而是在给他一次考试——那仿佛是在说：“我很高兴，但不要因此而丧失理智。”
拉裴尔那时回答道：“很清楚，我们在买入更多的大都会公司的股票。”
从索罗斯的沉默中，拉裴尔知道白己通过了测试。
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索罗斯对拉裴尔的表现很满意，他认为拉裴尔能够理解自己的投资理念。但是，1987年的世界性股市崩溃中，索罗斯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失败，那一年他的收入只有7千5百万美元。索罗斯并没有迁怒于拉裴尔，但是，到了1988年秋天，他认为自已应该选择一个不仅能够接管基金的日常运作，也有一天能够接管全部经营的人，这个人能够在一个宽广的投资选择领域里作出决定。找到那个人而且把他培养成为舵手，是索罗斯必须进行的最重要的决定。
于是他用他敏锐的目光，开始搜寻这个舵手。斯坦利·德鲁肯米勒的出现使这位大智大慧的伯乐欣喜的见到了日行千里的良驹。
用索罗斯自已的话来说，“德魯肯米勒负责我所说的宏观投资。我仍然是老板，但是我渐渐地不在公司里，由他做宏观决定。他加入公司的第一年表现没有预期的好，他把原因怪罪于我在现场，这多少妨碍他产生自我意识，或者说是对他的风格绑手绑脚，于是我把全权给予他，自己涉入东欧事务。他真止接管主导权后，我们发展成一种教练和球员的关系，从此以后，量子基金运作很顺畅。就我教练的身份，他和其他球员可以来找我，寻求建议，提出构想，而不觉得我会介入他们的打法，或者从他们手里拿过球，亲自带球。另外，我也负责分配他们之间的利润分配，基金管理公司所盈余的一半保留给管理小组，我负责分大饼。他们承认我是公正无私的裁判，这点促成了公司良好的风气......”
斯坦利·德鲁肯米勒毕业于缅因州的宝都因大学，后考入密歇根大学研究生院攻读经济学硕土。上研究生时，他认为课程中满是数量分析和理论性的东西，与实际生活的应用联系甚少，于是第一年没上完就退学了。退学后，他在匹茨堡国家银行找到一份工作，作管理培训，不到一年就被提升为股票研究主管。不久他又辞去了该职而成了一位牌气有点倔但表现卓越的部门经理。此后，由于业绩突出，不到一年，便顶了自己上司的空缺：而升到高级主管的地位。两年后，即1980年，年仅28岁的他就辞别银行，创立了自己的财务管理公司——瑞格逊资产管理公司。
1986年，德鲁肯米勒被德瑞福斯基金聘为基金经理。根据协议，德瑞福斯基金公司仍然允许他继续管理他自己的瑞格逊基金。在他加盟德瑞福斯基金之时，他的管理风格已从传统的单一持有股票组合转向把债券、外汇和股票相互组合起来的折衷性投资战略，灵活地在这些市场上进行买入多头和卖出空头的多样化交易。
德瑞福斯基金公司对他的市场天赋万分倾倒，又以他为首，创立了几个基金归他管理。其中最出名的是“积极主动策略投资基金”，该基金自它设立开始(1987年8月)，至德鲁肯米勒在1988年8月离开德瑞福斯为止，一直是基金行业中成绩最卓越的基金之一。
德鲁肯米勒在德瑞福斯基金的名声如日中天。最后他竟管理了7个德瑞福斯公司的基金，加上他自己的1个基金，共达8个。
事实上，在德鲁肯米勒尚未加入索罗斯的公司之前，索罗斯就暗示过将让德鲁肯米勒做他的“接班人”。当德鲁肯米勒去索罗斯家会面时，索罗斯的儿子对他说，德鲁肯米勒将是索罗斯的第十个“接班人”，其他人没有一个呆长过。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一方面显示了德鲁肯米勒过人的自信，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德鲁肯米勒对索罗斯的崇拜之故，正所谓“土为知已者死。”
用德鲁肯米勒自己的话说：“索罗斯已成了我所崇拜的偶像。他比我大约早了20年就采取了我今天采取的交易策略了，我所执行的正是他的交易哲理：拥有一批以买入为主的核心股票，另外拥有一批以卖出为主的核心股票；然后利用按现金交易的透支机制，进行标准普尔土500股指期货、债券和外汇交易。仅仅通过我与索罗斯的交谈，我就已学到许多东西，所以我认为去他公司工作对我毫无损失，最坏情况也不过是我去他公司工作一年内又给解聘了。即便如此，我也可以学到我在这一行业中获得教育的最后一章，并仍然有选择地去管理自已的瑞格逊基金。也许，一切都会好起来。”
“开头的六个月是相当艰难的，尽管我们的交易哲理相仿，我们的策略却从来没有得到过紧密配合。当我出发上跑道时，他就成了一位教练，他可是位气势逼人的教练。在我看来，索罗斯是世界上活着的最伟大的投资家。但如果他对你管束太多，经常使你中断你的交易节奏的话，那么世上最伟大的投资家来做教练，也会是一种障碍而不是帮助。一个厨房里不能有两个大厨师，这不会成功。也许部分错误是我造成的，因为他总是推荐他认为好的股票，而我受其胁迫太大。对于像他那样已有辉煌交易成就的人，我毕竟很难不附和他的观点。1989年8月，事情终于发生了。索罗斯把我所建立的债券位全部卖出平了仓，他从前从未这样做过。更糟糕的是，我对这笔债券交易的确是深有信心。不用说，我也十分焦躁不安。在这件事上，我们之间首次发生了不顾一切的，豁出去的争论。”
“之后，索罗斯原则上决定六个月内不来过问我的工作。坦率地说，当时我对这样的安排太过于乐观，因为我当时以为他会这么办，但事实是，他简直不能容忍这样。然而，情况出现了转机。1989年下半年东欧事务迅速上升。近几年来，索罗斯的主要精力投注于东欧及前苏联的经济体制改革之中。索罗斯在11个国家中设立基金来帮助实行这一目标。由于他去了东欧，他就是想干预也没有办法了。”
“那时事情又都凑在一起了。不仅我的交易可以按我的想法执行而不再受干扰，而且同样由于东欧的形势，我第一次有机会为索罗斯的‘量子基金’干一桩大买卖。当柏林墙倒塌之时，我以前所未有的信心看好德国马克，并对此大做多头交易。我如此看好马克的原因之一，是根据乔治·索罗斯在他的一本有关基本货币理论的书《金融炼金术》中的建议。他的理论是，如果伴随着扩张性的财务政策和紧缩货币政策出现巨大的财政赤字，则该国的货币将会升值。1981年至1983年时期的美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完美的例证。那时由于巨大的预算赤字，公众舆论都认为美元将贬值，然而由于紧缩的货币政策吸引美元大量流入美国，结果美元不但不贬值，实际上反而升得很快。”
“柏林墙倒塌之时，正是这样一种情况。我看得很清楚。西德为了重建东德准备承担巨额的财政赤字，而且德意志联邦银行并不打算放松对通货膨胀的控制，所以我一头冲向德国马克。这会是一笔美妙绝伦的交易。”
斯坦利·德鲁肯米勒的能力恐怕也是极为罕见的。他对1亿美元投资组合能达到近40%的惊人回报率，但是对于几十亿美元资金的基金他也能实现这样水平的表现更是令人难以置信。自从他从他的导师，也是他崇拜的偶像乔治·索罗斯手中接掌“量子基金”以来，经过他的积极管理，使基金实现了每年平均38%以上的资金回报率。这成就，这惊人的业绩固然与索罗斯的决策直接相关，但世人并没有因索罗斯太过耀眼的光环而忘记德鲁肯米勒的存在。他曾先后被评为“国际九大投资基金经理”，“影响全球金融的十二强人”。
“你把这称为一笔头寸吗?”索罗斯的这句话后来成为华尔街的名言之一。1992年摧毁英格兰银行的时候，索罗斯说动了德魯肯米勒在抛空英镑上翻番加磅，正如他所料，更多的利润流进了量子基金。
“索罗斯给我上了一课。”德鲁肯米勒说，“当你对某笔交易充满自信，你就要突破瓶颈。这需要具有野猪般的勇气，需要有勇气在一个巨大的利润杠杆上保持平衡。对索罗斯来说，只要你在某件事上决策正确，所获的好处就没有上限。”
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风险与回报比异常有利，量子基金应该建立一个特别大的头寸，德鲁肯米勒听从了索罗斯的建议。所以说，虽然在英镑上做空头实际上是德鲁肯米勒的主意，但使量子基金集团的投资杠杆角度如此倾斜却应归功于索罗斯。
德鲁肯米勒认为，索罗斯教给他的最有意义的一课是：“对或错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在正确时收获了多少和你在错误时损失了多少。仅有的几次索罗斯批评我，都是因为我虽然在市场中判断正确，但没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好机遇。”
在狙击英镑的战役中，德鲁肯米勒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也从索罗斯那里也学到了不少东西。“德鲁肯米勒是个很公允、心胸开阔的人，所以他能够吸引素质高的人才来公司。量子基金的名声也提高了，在英镑事件之后尤其如此。我们一直能够吸引最好的年轻人加入公司，所以我们现在拥有极有深度的经营阶层，这是我们过去从来没有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