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的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尽管中国香港地区整个金融系统本来是以交易所自律为基础辅之以官方和公正团体的帮助以防止问题行为，但中国香港地区自我规范和市场自律没有成功，而且监管部门丧失了有效的控制。
第二，香港期货交易所管理稍好，但基础不稳固。特别是交易所、结算所和保证公司的三方结构混淆了责任界限，无法建立足够的风险管理体制。
第三，证券委员会和商品交易委员会也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而且缺乏资源以对付飞速发展的市场要求。
第四，导致香港股市管理、监督等缺陷的根源在于其风险管理主体有缺陷。
同时，经过总结提出了以下改进措施。
第一，对两个交易所的内部组成进行彻底检查，特别是对于股票交易所，应有个人和公司会员代表加人董事局，而且还应有独立董事确保交易所为所有会员和使用者的利益服务。
第二，两个交易所应当有专业、独立的行政领导班子，交易所董事局应当决定政策，行政管理层执行政策。
第三，股票交易所结算期延长到3天(T+3)，应当严格执行并建立一中央结算系统。
第四，建议继续保留香港期货交易所和其股指期货合约，但需要将结算和保证系统重组以加强风险管理，特别是结算所应当成为交易所的一部分，保证应当由结算会员基金支持。
第五，将两个监管机构和主任办公室合并成一个城市服务部门之外的独立的机构。该机构应当负起保证市场完善和保护资产者的责任，特别是应当确保交易所称职地管理市场，并在交易所未能履行义务时有足够权力进行干涉。
学者对美国87股灾的看法。以美国著名的经济学者默顿·米勒(Merton Miller， 199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为主席的一份研究得出了如下的结论。
第一，此次股灾不是由期货市场引起的，但抛售浪潮同时袭击了现货(纽约)和期货(芝加哥)市场。
第二，组合保险的抛盘在10月19日没有什么显著作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股票价格同样快速下降，其他国家各地区的组合保险与指数期货交易远不如美国来得重要。这不是一个主导的影响因素。
第三，指数套利程式交易并不对混乱的市场情况负责。事实上，学术研究一致认为没有找到波动性和程式型交易之间有什么关系。布雷迪报告认为市场表现最混乱的时候恰恰是两者之间的套利中断的时候。
第四，有时候交易所的保证金过程被视为一个潜在的政策工具。
第五，在关键的日子里流动性下降也是一个事实。美国证券市场在处理大笔成交时因个股和指数显示不准确而经历的困难，导致了价格的不确定性，并减少了期货市场的流动性。一个显著的特征是那两天的买卖价差要高于正常时候。
格林斯潘对股指期货的总结与评价。
1988年5月19日，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 Alan Greenspan)在美国众议院对1987年的股灾作证，面对电讯与金融委员会主席Edward J. Markey，他谈到了对于股票指数期货等衍生市场的看法:
“许多股票衍生品的批评者所没有认识到的是，衍生市场发展到如此之大，并不是因为其特殊的推销手段，而是因为给衍生产品的使用者提供了经济价值。这些工具使得养老基金和其他机构投资者可以进行套期保值，并迅速低成本地调节头寸，因此在资产组合管理中衍生工具起了重要的作用。”
他还谈到为什么期货可以迅速发现价格: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经常会看到期货市场反映新信息的速度比现货市场要快。一些人由此认为……期货价格的变动必然导致了现货价格的变动。然而，在期货市场调节组合头寸的成本要显著地低(于现货市场)，并且可以迅速地建立新的头寸。因此，资产组合经理可能自然倾向于在收到新信息的时候首先在期货市场交易，导致了期货市场的价格首先发生变动。套利活动则确保了现货市场的价格不会太落后于期货市场的价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