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价值研究通常会先根据一种价值量度将股票分成五个类别。第一组股票是相对便宜的，而第五组股票通常是很贵的。创建组别的指标通常是市净率，但也可以是普遍使用的市盈率（每股价格与每股收益之比），甚至是现金流的倍数。我认为市盈率是价值的一个更佳的裁决者，但不管使用的是何种估值指标，绝大多数研究都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市净率，即每股价格与每股股东权益之比，关注的是投资者为账面价值支付了多大的倍数。账面价值通常是一家公司的会计价值。考虑账面价值的最佳方法是考察公司资产的会计价值与公司负债的会计价值之间的差值。价格是指投资者在公开市场中为公司股票支付的价格。市净率可以考察投资者对公司未来的盈利前景的兴奋度。衰退中的公司往往会在一个较低的市净率价值下交易，而未来将征服世界的公司通常会在一个较高的市净率价值下交易。
仔细观察相关数据，你就会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价值股上的超额回报率绝对不会稳定在同一水平。在一些年份，成长股完全地击败了价值股。回想一下1995-2000年，成长股在当时大行其道，并保持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然而，在其他时期中，价值股也获得过超额回报率。
市净率是每股股价和每股净资产的比值，尤其适用于周期性行业的个股。比值越低，投资者承担的风险越低。在A股市场上，盘面转熊，或者处于熊市之中，产能过剩行业常常遭到投资者抛售，股价甚至低于账面价值。投资者可以适当地参与破净的股票。当然对于上市公司的净资产也要具体分析，有些能够帮助企业持续经营并创造利润，有的则可能纯粹是“破铜烂铁”。
1934年，著名投资大师本杰明·格雷厄姆和他的门徒大卫·多德发表了经典的《证券分析》（ Security Analysis），首次提出了价值股比成长股有更高回报率的假说。尽管投资组合管理理论（ PortfolioManagement Theory，简称PMT）在20世纪后半叶很流行，但统计检验还是将市净率或者市盈率作为价值指标的价值异象。
研究了相关的数据之后，绝大多数投资者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在长时期内，价值股比成长股表现得好。持有价值股的风险是否更高的问题，取决于怎样度量风险。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Capital AssetPricing Model，简称CAPM）自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流行，已经成为评估风险和回报之间金融关系的范式。这一模型对风险的看法基本归结为：如果你想要获得更高的预期回报率，那么你必须承担更高的风险。然而，通过持有一篮子股票，任何单只股票相关的风险都可以被分散掉，你承担的风险与任何单只股票无关。
CAPM通过预测一只股票的预期贝塔值或者其与市场联动的程度，来确定这只股票的风险因子。结论是，每只股票都面临其特有的风险。苹果公司新的 iPhone手机会成功吗？中国会从波音公司订购一架新飞机吗？花旗银行能够冲销抵押货款的损失吗？这些股票特有的风险确实会影响股价，但在多数情况下，各只股票相互独立。如果一只股票的风险与其他股票的风险相互独立，那么持有大量的股票就可以把这只股票的风险分散掉。如果你持有1000只股票，每只股票权重相等，那么任何一只股票的个别风险都将消除或者分散掉。唯一的风险就是，所有的股票都在以相似的方式运行。在经济放缓时，购买新 iPhone手机的人会减少，中国可能取消飞机订单，花旗银行可能会遇到更多的抵押贷款违约。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下，就算你持有成千上万只股票，衰退的风险也不可能被完全分散掉，甚至所有的股票都会面临风险。CAPM认为这种风险由股票与市场联动的程度决定，你度量这种风险的方法就是考察历史上这只股票如何与市场联动。这种量度被称为一只股票的贝塔值。
因此，CAPM预测到，投资者的超额预期回报率与这只股票的贝塔值成比例。然而，20世纪60年代末和20世纪70年代初期进行的CAPM实证检验，揭示了一些不能用股票的贝塔值来描述的股票回报率形态。
CAPM下的股票预期回报率最显著和最持久的偏差与价值股有关。随着时间的推移，价值股不仅跑赢大盘，还倾向于胜过你根据贝塔值预期到的股票表现。
看上去，买入价值股似乎就是得到了免费的午餐，而且你得到的超额回报率大于你所承担的股票贝塔值给出的风险。因此，如果你在过去一个世纪都持有价值股，那说明要么世间真的存在免费的午餐，要么风险量度根本不起作用，要么这一个世纪贝塔值都很糟，要么你真的撞大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