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特作为一个证券分析员的弊端就是他的意见太无足轻重了，这只是因为他太聪明、太超前，以至于银行那些冥顽不灵的家伙根本无法理解。有一回，他研究了钛金属的投资前景，并写了一份非比寻常的详细报告，用以说明这是极好的投资项目—那时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多年后会出现钛金高尔夫球棒。
太正确但是不行
很多年后，随着事实的演绎和铺展，一切都证明亚特是对的。但是让投资委员会为此付诸行动却连一丁点儿机会都不会给。在这个行业中，你必须要有明确的立场，你也必须要对投资范围和投资边际保持现实的心态，聪明的投资者会把这个观点谨记于心。
亚特的失意并不让人意外。在国民城市银行工作的八年中，有机会和出色的投资精英相伴并分享投资经验是我最大的荣幸，但令人失望的是，投资者的才能并没有发挥最大的作用。该银行为信贷投资组合选择的多是本已持有的知名股票，这些股票将一直存在于投资组合中，除非投资者破产和这些股权被撤销充当税收为止。把这些过了全盛期的股票更换为增长潜力正旺股票的机会总是从我们身旁一溜而过。
依我看来，这种投资方式就像是打球的后脑。银行的信任投资委员会有权利许可或反对任何投资意见。虽然该委员接受了宝丽莱和其他一些有先见的投资推荐，但那种墨守成规的组织制度终究妨碍了任何有创造性地选股。为了获得所研究股票的投资许可，你必须到委员会提交申请和解释，而委员会的头是一个不好说话的傀儡独裁者，他除了知道规避风险之外对股票毫无创见。据我判断，他的所有行为反映的都是市场中已经被广泛认知的事实，已经严重超买的股票他见一个爱一个。看到如此光景，没多久我就得出了一个结论:不管发现多少投资机会，我永远也无法施展自己的投资才能。投资光靠聪明的脑袋还不够，你还需要运用一些想象力并拥有一双慧眼，但是这二者信贷投资委员会都不具备。
不过，管理我的个人投资组合让我试验了自己的投资理念。加入银行不久，我就把父亲鼓励我购买的Aro设备公司的股票和自己的积蓄加到一起，凑了大约3 000美元。通过管理这一点儿资金可以并不定期地增加少量资金，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我让它升值到了20 000美元。等到我1963年去温莎之时，它几乎已经变成了 100 000美元。
虽然我对银行往后看的投资风格越来越感到不自在，但在1958年我却成了信托部门证券分析师的头。那时我27岁，多少更加成熟了点儿，我是这家银行最年轻的高级职员。在这个职位上，我目睹了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成长股的欣欣向荣，结果却在1961年再度跌入无底深渊的过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期间我拒绝了威灵顿管理公司的邀请。这家公司管理着威灵顿股票基金，也就是幼年状态的温莎基金。威灵顿向我发出邀请的时候我大约在银行工作了六年，他们和克莱斯勒的分析师有过接触，而后者推荐了我，并把我作为汽车行业分析师的才能大大夸耀了一番。威灵顿正想补充这个方面的人才空缺。我向他们解释说我现在的投资范围更广，因此我的职业生涯已经让我满意了。对一系列的行业进行跟踪之后，我开始感到或许只投资一个行业增加一些限制也未必不可。
约翰·肯尼迪总统于1961年1月举行就职典礼后，尽管那时我投了理查德·尼克松一票，我非常确信搬迁已经不可避免，甚至莉莉也被说服如果条件需要就往东部搬迁。对于某些喋喋不休地嚷着核心价值分析的人，我必须承认，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的工作调动，依赖的就是不那么严格的替代可能性分析。我从一大堆公司名称开始挑选，最后把目标范围缩小到三家共同基金公司:德莱弗斯(Dreyfus )、国民投资者(National Investors)和威灵顿，
我对共同基金并不十分了解，只是觉得它们可以把民众中分散作战的资金集中到一块儿构成资金军团。当时我想，共同基金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只是价格太高了点，因为那个时候销售佣金占投资金额的8%，而且还是预先收取。尽管如此，我还是认识到不管是这三家管理公司的哪一家，他们的投资理念一定比银行更富有弹性。
我先给德莱弗斯和国民投资者打了个冷不防的电话，我告诉他们自己正在考虑换份工作，现在正在随机寻找工作机会。在电话中我们谈得很融洽，只是最终都没能面对面坐下。
好在以前已经和威灵顿有过交流，这时我也给他们拨去了电话。这家公司管辖的股票基金即威灵顿股票基金，自从1958年发行后大幅下挫。这一次，他们寻找的不仅仅是汽车行业的分析师。他们想找一位有主见，能够把威灵顿股票基金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的人。股市在1961-1962年发生了戏剧性的反转，而诞生了5年的威灵顿股票基金也在这段时间里彻底崩溃。这次工作机会的性质看来不像上次那样狭隘了，再说银行已经不值得留恋了。所以，在莉莉的热情拥护下—毫无疑问，由于纽约不是我们的目的地她大松了一口气——我收拾好自己的行李，直投费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