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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伊始，市场就进入到一派冷静的思考之中。

1月12日，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在上海抛出一番惊世骇俗的言论：“有的外国人说，中国的股市很像一个赌场，而且很不规范。赌场里面也有规矩，比如你不能看别人的牌。而我们这里呢，有些人可以看别人的牌，可以作弊，可以搞诈骗。坐庄炒作，操纵股价这种活动可以说是登峰造极。”

当时恰逢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中央领导表示要打击股市违法活动，股市一路下挫。

吴敬琏的“赌场论”迅速引起了社会上的广泛讨论。有股民埋怨吴敬琏“一言毁市”。最激烈的是厉以宁、董辅扔、萧灼基、韩志国、吴晓求等5位经济学界名人，他们在京西一栋写字楼里约见媒体强调：“要像对待新生婴儿一样看待和爱护我国的证券市场。”但这些都没有阻挡住证监会改革的步伐。

事实上，早在2000年周小川接任证监会主席时，就提出了市场化、法治化、透明化三大目标，大刀阔斧砍向股市中的种种违规、违法行为。

2001年2月，时任香港证监会副主席兼营运总裁史美伦受命就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她因曾经领导香港证监会同香港联合交易所共同推动打击“黑庄”的强硬作风，而被业界称做“铁娘子”。“保护中小股民”的口号从此唱响，各项监管的力度迅速升级。有评论说，这群具有“海归”背景的官员，以一种近乎理想主义的热情推动了中国股市向国际规范接轨。

更有意思的是，当时担任中国国际金融公司研究部董事总经理的许小年可能事后连自己也没有想到，股市会朝着他所预言的方向发展。

这个脸颊瘦削，看起来有几分犀利的学者，在2001年9月执笔写下了一篇研究报告《终场拉开序幕—调整中的A股市场》，抛出“千点论”：“股价下跌……根本原因在于股价过高，缺乏基本面支持，以及市场的不规范操作……”文中说，当指数跌到较千净的程度—或许是1000点，政府再引入做空机制等一系列的重建手段，再塑一个健康、完美的市场。

2001年年初，管理层主观上大有作为的种种线索以及当年的B股对国内投资者开放的背景下，沪深股市迎来了那个时期最后一次中级飘升行情。股市迅速在2001年6月攀顶，"99%的投资者都赚了钱，比例之高世界罕见”。

面对大好形势，有关部门按捺不住了。2001年6月12日，酝酿许久的《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暂行办法》公布，将减持国有股、发行新股和增发新股捆绑起来，国有股减持一律都按新股发行价定价，这与前期市场流传的几种减持方案大相径庭。7月24日，4只新股发行，伴随着以同等价格出售国有股的方案突然出台，大盘应声而落。

上市公司继续片面再融资让股价结构呈现无序状态。2001年6月下旬起，股市就开始狂泻不止，每天市值蒸发几十亿元，至10月22日已跌到1520点，跌幅近1/3，市场共损失1.7万亿元。这被称为“风雨阴霆一百天”，投资者发出了“增发猛于虎”的叹息。

证监会又坐不住了。2001年10月22日下午3点，证监会主席周小川去国务院开会，晚上7点多回到证监会。当晚9点，中央电视台播出消息，证监会宣布国有股减持办法暂停。

10月23日开盘之后，股市出现了熊市之前最后一场发泄般的井喷。当天沪市涨幅9.86%，深市涨幅更达10%，数百只股票疯狂涨停。

但这轮上涨没有持续几天便急转直下，到2001年11月27日，沪市已经跌破1340点。尽管政府随后又连续推出降息、降低印花税、降低佣金以及市值配售等政策，甚至采用了一些中国特色的救市方法，但还是没能力挽回颓势。

毕竟国有股减持，相当于打开了中国股市非流通股和上市流通股“同股不同权、同股不同价”的“潘多拉盒子”，中国股市的深层利益格局由此触动。股民惧怕非流通股上市后，市场供求失去平衡，各个机构的资金也迅速抽离。

市场持续低迷，直到2002年6月24日，国有股减持被正式叫停。当天，上证指数和深证成指分别出现9.25%和9.34%的大涨，绝大多数个股在当日涨停。当时的股市已从2001年6月的2245点，一路跌至1339点，随后出现300多点的反弹。

而这不过是股市又一次痛苦的痉挛，和“暂停”一样，股市井喷3天后又迅速低迷。

股价节节跌落，开启了漫漫熊途。就算一开始一些机构敏感地落荒而逃，但只要在随后几年时间中，仍然保持孤注一掷的想法，就会加速死亡。任凭如何苦苦挣扎，都免不了一死，或是说，在市场新运作体制下淘汰。当然，大浪淘沙剩下的，基本都成了江湖中的一条好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