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不是现在才有的问题，而是2010年之后就发生了，而今天民营经济出现的问题，也是那时开始不断量变到质变积累的结果。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核心和关键在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错配。
我们必须意识到，2010年起，中国开始执行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组合，而货币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实际执行的是紧缩货币政策。也就是说，积极财政政策和紧缩货币政策的组合。当然，2010年给定的历史背景是“中国退出经济刺激计划”。
问题的关键在于应该如何退出？我认为，应当从财政端退出。因为，当时经济增长过快、CPI上涨过快均因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积极财政过于积极所致，也就是说，投资增长过快拉动原材料价格上涨过快，投资增长过快拉动信贷和M2上涨过快。但无论如何，CPI、信贷、M2这些与金融相关的指标增长过快皆因财政投资、政府项目增长过快所致。既然如此，退出也应该从财政端退出，只要延缓项目审批，只要把原工期计划稍微拉长，财政投资增速下降，贷款和M2增速自然回落，而且CPI也会因原材料需求减少而自然回落。
但很遗憾，我们依据货币主义理论，选择了从货币端退出。这就构成了“积极财政政策和紧缩货币政策”的组合，这是个严重的错配。我们当年就指出，如何积极财政政策与紧缩货币政策长期实施，必定导致一个严重的后果：大量政府项目需要占用大量的金融资源，而此时货币和信贷同时收紧，必然导致一般性企业、尤其是中小微民营企业资金枯竭，从而导致中国“主动性经济增长动力（官方说法是‘内生性经济增长动力’）”严重弱化。
后来的事实证明了我们当年的判断。比如，2012年开始，“高利贷风波”开始在温州发酵，大量民营实体企业把资金抽出来冲进小微金融的高利贷，这也是中国金融短期化、脱实向虚的第一波；此后，姜你军、蒜你狠登场，畸形的商品炒作风靡全国；更严重的是，中国经济主动性增长动力不断弱化需要积极财政政策不断地“更加积极”，尤其是2014年之后，中国GDP增速频频出现“断崖现象”，而每次都需要政府加大投资予以托底，实际上，国有企业负债过高与此密切相关。中小企业过长时间告贷无门，最终必然演化为“不干了”，而凸显“国进民退”的现象。在我们看来，这实际都是宏观经济政策错配的后果。
我们现在是否已经解决了宏观经济政策错配问题？我们必须承认，货币政策回归中性之后，错配程度已经降低，但并未彻底解决。但从“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中性货币政策”的表述本身看，错配依然存在。
我们的问题是：中性货币政策是否考虑到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对货币信贷的需求？我们认为，中性货币政策必须首先包括支撑积极财政政策所需货币信贷的需求，然后再是货币中性安排。如果中央银行无视积极财政政策对货币信贷的巨额占用，而简单以总量指标（M2或社融增速）去看待货币中性，那民间信贷需求必然无法摆脱过紧状态。
实际上，当下市场现象也说明了这样的问题。比如，尽管“收短放长”的货币操作可以从长期增加信贷供给，但短期看，按照中性货币安排之下，中小民间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依然故我。因为，长期信贷被积极财政政策大量占用，而留给中小微企业的只能是又短又贵的金融资源，这也是为什么民营实体经济深感货币过紧，期盼央行予以宽松的关键所在。
所以我们认为，中央政府需要对宏观经济政策做出适当的调整，而稳健中性货币政策的安排需要同时考虑两方面货币供给问题：首先，需要计算清楚积极财政政策“对货币信贷的年度需求”，这部分是刚性的需求，必须确保；其次，除去积极财政政策所需货币信贷之外，再看其他一般性企业发展需求，对这部分需要做出中性或略偏宽松的安排。我们坚信，两项加总之后所体现出的货币供给总量会大于当下水平，但这不是宽松货币政策，而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
总之，我们需要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但不能允许“积极财政政策吸干金融资源而使民间企业告贷无门”的现象继续发酵，不能允许中国主动性经济增长动力进一步弱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