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专家们开始谈论资产配置策略的10年前，温莎已经开始在稳定、容易预测的大型公司和产品、市场或者服务有更多发展空间但基础不够结实的小型公司之间灵活调度资产的分配。
什么叫做“衡量式参与”？
“衡量式参与”构成了温莎对投资组合分类和分析的框架。我们根据公司的质量、流通性、成长性以及经济特征对成长股和基本产业股进行评估。我们不强调按行业区分的传统分类，应用这些标准对我们的两类股票进行衡量评估，温莎才开始在接下来的3O年中不断给出精彩表现。
穿过衡量式参与这枚“透镜”看问题，以前温莎表现欠佳的原因就变得一目了然。1961一1962年下跌后股市开始复苏，此时市场竞相追捧优质成长股，我们的蓝筹股和其他股票类群相比所占比重最低。投资委员会，以其无穷智慧，坚持持有许多严重受挫的股票而不是在市场压力下抛出，并且只以少量资金买进安全股，但这些安全股在超跌股反弹之际反而开始遭受厄运。
由于我强调的是股票的光明未来而不是股票的光辉历史，我作为投资组合经理人的第一个整年可谓一鸣惊人。温莎29.1%的总收益率让人为之目眩，它超出了标准普尔500指数17个百分点。基金的净资产在1965年达到了温莎七年历史里的最高水平。随着慢慢合上1965年的日历，温莎的资产总额到1亿美元已经触手可及。
1966年的股市激情降温不少，不过至少提供了一个测试温莎在弱市中表现的机会。1966年1月，其中一个交易日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盘中突破1 000点，不过收盘收在稍低的位置。就我个人而言，我不记得曾为道琼斯指数突破1 000点而兴奋，就如我几年后在《新闻周刊》上所说的那样:“它只是一个数字”。而当时琼斯指数已经在向着另外一个历史里程碑冲刺。
许多投资者欢呼道琼斯工业指数终将突破并保持在1000点上，但让他们气馁不已的是，市场让他们整整失望了6年。直到1972年n月，道琼斯指数才收在了1 000点之上，但不久后又下滑到700点以下。
1966年，虽然经济有了实质性的增长，但逐步升级的越南战争唤醒了通货膨胀这个猛兽。长长地打了一个盹儿后，不断上升的利率接近了这个世纪的最高水平。作为对通货膨胀引起的骚动反应，投资者的悲观造就了股市下调，这次年度下跌其幅度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相比排名第三。温莎则逃过了一劫。随着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10%，衡量式参与使我们远离了那些最糟糕的领域。当尘埃落定时，温莎返还股市3.3%市值，是市场平均亏损的1/3。
如1966年年报所述，温莎股东当年的收益又有新的增长。来自所投资的上市公司的分红超过了以往任何一年，几乎达到了1963年的两倍。
1967年，我们维持了比市场更好的增长趋势。我们的收益率为31.5%，而标准普尔500指数是23.9%。历年结束之时，温莎通过所管理的1亿美元资金，仅仅依靠集中投资的77只股票，以明显优势把标准普尔远远甩在了后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