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将是考验央行智慧的一年。由于非洲猪瘟的影响，中国的生猪存栏量出现了近2成的下降，猪肉价格上涨甚至大涨是几乎可以预料到的事情。而猪肉价格在CPI统计中权重很大，这意味着今年的CPI指数上涨或将超出预期，年初制定的3%左右的涨幅能否控制住，存在很大疑问。于是，不少人就认为，今年注定要通货膨胀，加息或将成为央行的一个选项。那么，今年会加息么？今年要不要加息呢？
对此，东方经济学创始人傅海棠先生认为，猪肉价格上涨造成的CPI高企，并不意味着就是通货膨胀。因生产端缺口造成的供应紧缺导致的物价上涨，不能靠加息来缓解，而应该积极采取措施扩大供给。
一、物价上涨非通胀
按照西方经济学的理论，物价上涨等同于通货膨胀，而通货膨胀，是经济过热的标志，加息是抑制通胀的万能良药。对央行而言，控制通胀是其首选目标之一，所以，见物价上涨，则必将加息。
这种理论是错误的，而且错的离谱。央行的加息抑制通胀，是一种南辕北辙的行为，而且是错误的选项导致了错误的结果。
首先，我们来看通货膨胀的定义。一般认为，在货币流通条件下，因货币供给大于货币实际需求，从而导致现实购买力大于供给，由此引发货币贬值，物价出现持续上涨。
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看来，通货膨胀的实质是社会总需求远大于社会总供给 ，所以物价必然上涨。而在货币主义经济学中：当市场上货币发行量超过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就会出现纸币贬值，物价上涨，导致购买力下降，这就是通货膨胀。其理论方程就是：MV=PT。
这一理论的基本逻辑是：货币发多了，会使购买需求增加，而供给跟不上，于是物价上涨。在这个逻辑链条中，物价上涨是表象，根源在于货币发行超过实际需求。
在这样的假定下，当货币发行数量大一些，货币就“溢出”了，就会立即形成购买力，赶紧把钱花掉。在花钱的时候，一定会推高价格。而且，钱多了的人，是不会再去干活的，社会生产就跟不上了，所以需求才会大于供给。如此，他们的逻辑就得到了完美的解释：货币超发，势必导致供不应求，这就是通货膨胀必然引发物价上涨。
按照这样的逻辑，解决之道也很简单：加息、收回流动性，让货币迅速回归储蓄，有钱人不去投资，而是回归银行。社会上的货币少了，购买力就下降了，物价自然就降低了。
但物价降低了，经济也萧条了，历史上无数例子都是这样的。
如今，傅海棠先生的观点是：物价上涨，主要是供给端出了问题，采取的措施，理应是扩大生产、提高供给、满足需求，这样才能让物价有效下跌。西方经济学的误区在于缺乏对物价上涨的足够认知。
二、物价上涨两大成因
傅海棠先生认为，物价上涨，不等于通货膨胀。因为物价上涨有两种原因：
第一、供给不足造成的物价上涨。如果社会需求稳定、或者社会需求上升，但社会供给不足，这将导致物价上涨。因此，要研究清楚供给不足的成因。
第二、需求过旺造成的物价上涨。如果社会供给稳定、或者社会供给上升，但需求增加较快或者需求急剧扩大，也将导致物价上涨。此时，要研究需求扩张的成因。
由此看来，供求失衡是一体的，主要有两种情形：
1、由于自然灾害、社会活动异常造成的供给断崖式下跌，由此造成的产不足需而引起物价上涨。这种供给阶段性断崖式下跌，必然会引起价格上涨，但随着灾害和异常的消除，供给终究会回到正常渠道，价格还是会回落。所以，对于此类价格上涨，可理性看待，无需恐慌，采取的措施也应有所不同。
比如，2018-2019年中国的生猪养殖行业遭遇非洲猪瘟，生猪存栏量显著下降，由此导致猪肉价格上涨甚至涨幅很大，这与通货膨胀没有任何关系。如果因为猪肉价格涨导致CPI高企，就匆忙去加息，要抑制通胀了，岂不贻笑大方？
可是，这样荒谬的事情，历史上就确实发生过。比如，历史上曾发生过三次石油危机，都引发了石油价格的急剧上涨：1973年，第四次中东危机爆发，石油输出国组织的阿拉伯成员国在1973年12越宣布收回石油标价权，将油价从3.011美元提高到10.651美元；1978年，两伊战争导致原油从1979年的13美元涨到1980年的34美元；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原油价格急剧上升到42美元。
面对石油价格暴涨引发的物价上涨，美国和日本央行就如影随形地加息。1973年12月，日本的贴现率从7%提高到9%，1974年4月，美国联邦基金目标利率从9.5%提高到11%。高利率引发了经济危机，随后央行又开始忙着减息，到1976年美国联邦基金目标利率最低降至4.75%，日本贴现率降低到6.5%。
到了1978年的时候，原油价格确实从13美元涨到了34美元，但这是由于特殊的战争原因引发的供给断崖下跌，物价上涨是不得已的，输入型的，这已经导致国内生产出现严重问题，此时，美日央行竟然不顾一切地加息。日本央行的贴现率从3.5%骤升到9%！美国联邦基金目标利率又开始上升，到1980年5月，最高达到了15%！
两次石油危机、两次油价暴涨、两次物价上涨，两次所谓通胀，两次持续加息，都对经济造成了严重危害。
时间在推移，世界在发展，世界领导人也在进步。1991年的石油危机后，经济很快下滑，此时，国际能源机构启动紧急计划，每天向市场提供250万桶原油，很快稳定了原油价格。这一次，世界各国央行都没有再加息，反而处于降息周期中。美国联邦基金目标利率从1989年的9.75%降低到1992年的3%，日本从1990年的6%降低到1995年的1%。
但是，如果再追究，1989-1990年的高利率又是怎么来的呢？1987年的时候，日本央行贴现率一度降低到2.5%，但由于房地产火热、股市火热，日本央行错误地认为物价高涨、通胀严重，为了遏制泡沫，不顾一切地疯狂加息，短短一年时间贴现率就提高到6%。加息严重打击了流动性，日本股市率先崩盘、日本地产随后崩溃，等到后来发现问题严重开始降息，已经来不及了，日本经济由此开启了长达20多年的低迷期。
前车之鉴，殷鉴不远。回顾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历程，早已昭示了中国面临“猪周期”时的策略选择：不能因为猪肉价格上涨而去加息，因为这是暂时的、周期性的。此时的政策选项应该想办法扩大猪肉供给，其中包括海外进口、国内替代、国内扩大生产保障猪肉供给等。
2、供给保持平稳，但社会需求发生异常或者扩大，由此造成的物价上涨。这样的上涨，是由于需求扩大，有特殊原因，要分析其内因。
一种情况，是社会传闻引发的需求异常，包括囤积需求扩大等造成的。比如，中国是一个产盐大国，盐的供应根本不是问题，但2011年3月，日本大地震引发核电站泄露后，社会盛传食盐供应紧张，由此在全国范围内引发抢盐大潮，超市里的食盐被一抢而空，更有不法商人囤积居奇高价抛盐赚取暴利。如果不加分析，由此认为物价上涨而去加息，岂不荒谬？所以，当时中国政府及时采取措施，做好舆论宣传工作，打击囤积居奇，扩大食盐调运，很快就平息了物价，一些人抢到的能满足20年食用的盐，变成了笑料。
另外一种情况，则是社会供给本来正常，但社会需求持续上升造成的。这意味着经济发展进入了快车道，社会消费需求扩大而生产供给尚未满足需求，此时，应该及时采取措施，迅速扩大生产，满足社会需求，万万不能通过加息去平息物价。
这种情况，在中国改革开放后曾多次遇到过，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但解决之道却未必合适。比如，1988年的价格闯关，茅台酒的市场零售价从20多元涨到290元，猪肉价格上涨50%，蔬菜价格上涨34%，引发社会恐慌性抢购，1988年7-9月，全社会储蓄存款下降300亿元，大量资金涌入市场抢购。当时，国家出台的政策除了抑制收购价格上涨之外，还包括压缩基建规模、大幅度提高利率开办储蓄保值贴补，确保三年以上存款利息不低于物价上涨幅度，从而大幅度回收流动性。
现在回头看，当时最应该采取的措施应该是扩大生产、提高供给，而不应该提高利率。1988年，一年期银行存款利率从7.2%提高到8.64%，1989年2月进一步提高到11.34%，而三年期利率则从9.72%提高到1989年的13.14%。随后，由于出现了一些严重问题，经济一度陷入萧条。利率又开始下行。1991年4月，一年期存款利率降低到7.56%。
1992年，小平南巡之后，全社会的生产积极性再次膨胀，社会经济活动再次如火如荼，供给又不能满足需求，物价再次上涨。此时，我们采取的措施还是继续加息，到1993年7月，一年期存款利率达到10.98%，三年期利率达到12.24%，如果加上保值贴补，三年期存款的最高利率曾达到25%。
中国当时的这些加息举措，其实还是在模仿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西方经济强国的做法，对经济造成了一定的危害。要一直到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法颁布后，央行的利率决策才逐渐摆脱了西方经济学的影子，具有了独立性和前瞻性，并有利促进了中国经济长达20年的持续繁荣。
三、加息是最坏的选项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导致物价上涨的原因，要么是供应不足、要么是需求过旺。而供应不足，需要扩大生产、扩大进口，从而满足供应。如果需求过旺，更是难得的好时光，应该进一步扩大生产提供供应，实现经济的良性循环。
要扩大生产满足供应，就需要有资金支持。要有资金支持，当然就应该降低利率、扩大投资。所以，降低物价的唯一选项，应该是降息而不是加息。事实上，按照东方经济学的理论，加息是对经济破坏最大的选项。在物价上涨的过程中，加息则是最坏的选项。
为什么呢？这要从加息导致的资金循环链条说起。
加息，是提高资金的价格。傅海棠先生认为，利息是货币的租金，利率是货币的价格。货币有租金，因为货币紧缺。硬通货时代，货币便于储存，所以流通性不足，为了鼓励货币流通，才出现了利率，让有钱人把货币拿出来去促进生产。
但加息的后果是什么呢？
1、加息使得有钱人越来越有钱，穷人愈发没钱。道理很简单：一个社会中，80%的钱总是集中在20%的人手里。利率越高，则富人钱生钱，钱自然越来越多。利率无论怎么加，穷人钱总是少的，购买力总是不足的。如此，则社会上必将形成食利族，会有很多有钱人不劳而获、坐享其成，这将损害社会生产的积极性。
所以，加息，损害的是穷人的利益，扩大的是富人的收益。按照富人经济学的理论，的确应该不时加息，这样，可以确保富人的利益。如果按照东方经济学的理论，加息是一个在现代社会完全不应该有的选项。
2、加息提高了融资成本，降低了社会创业积极性。企业运营、个人投资，都不可能完全依靠自有资金，总要从社会上筹集资金。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直接融资为主的国家，银行利率事关创业者的资金成本甚至企业经营成本。过高的利率，造成了融资难、融资贵，加重了实体企业的负担，会大大降低社会创业的积极性。
3、加息会抑制了生产扩大，终究导向经济萧条。如果利率高，会打击实体经济，会滋生食利阶层，最终导致社会供给不足。2016年，中国一位上市公司老板转让公司股权后，获得了近20亿元资金，他只是将资金在不同银行购买理财产品，3年后就获得了超过近5亿元的利息。如果这样的示范效应蔓延，哪还会有人去热衷生产，大家把资产和股票都卖掉，等着拿利息就可以了。对普通民众而言，利率如果呈现上升趋势，则今日少消费100元，明年就能多出10元钱，则消费也会减少。如果生产减少，消费也减少，最终必然导致萧条。
4、因个别行业供给不足造成的物价上涨，更绝对不能加息。比如原油紧缺、蔬菜紧缺、粮食紧缺、生猪紧缺等等，对经济全局都有一定影响，一种商品的价格上涨会引发连锁反应，最后导致全社会物价水平整体升高。要知道，这不是通胀，而是个别行业的局部性问题，是暂时的、周期性的、阶段性的，要采取措施，恢复这个行业的供给，以便其价格的稳定。如果因此而加息，就会毙敌一千、自伤八百，虽然稳定了价格，却可能累及所有其它行业——当某一局部出问题的时候，正应该其它行业加紧生产满足需求，结果央行加息，让这些行业资金匮乏，无法扩大生产，最终导致全社会经济活动衰减，对经济造成更大伤害。
所以，傅海棠先生说，繁荣总是源于货币宽松，萧条总是源于货币紧缩。加息，是货币紧缩的手段，也是经济萧条的根本成因。在任何环境下，加息都是最坏的选项。
四、减息才是最佳选项
加息不是选项，减息才是根本。这就是东方经济学的货币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理论的基础，是来自对货币本质的透彻认识。
货币是用来干什么的？是用来交换商品和服务的。货币本来就只是一个符号，是为了用于交换，没有人在乎钱是什么形态的。所以，最佳的货币，绝对不是金银，而应该是纸币，更进一步，是电子货币。
为什么金银等贵金属曾称为人们理想中的货币？是因为它的稀缺性吗？不是，是因为它的不可简单复制，具有了类似于今天的防伪功能。所以，贵金属凝聚了信任、信心。
但贵金属的开采有成本、黄金白银又一度无任何实际价值，所以，人们浪费大量劳动在挖掘金银矿上，将金银视为财富的象征，完全是不得已的错误劳动。
当代社会，已经实现了纸币的防伪功能，黄金白银的价值一落千丈。最好的货币，一定是无成本的。印钱无成本，大大方便了央行调控，也有利于经济持续发展。
既然货币发行成本等于0，货币供给无上限，所有人的货币都记账在银行成为数字，储存实物的纸币非但不能增值还会贬值，所以，社会利率应该降低到0。只有这样，才能消灭食利族，才能更有效促进经济的发展。
所以，生猪紧缺造成的物价上涨不是加息的理由。猪肉价格上涨的时候，我们应该采取各种措施，让企业加强防疫，与瘟疫做斗争，提高技术手段，恢复生猪生产。事实上，俄罗斯出现非洲猪瘟之后，经过长达八年的奋斗，也没有根除疫情，但全国的生猪存栏量却是上升的，主要原因就是规模化养殖场增多，生猪养殖集中度上升，大猪场抵抗疫情的能力提高，从而满足了社会需求，也没有造成猪价的过度上涨。
俄罗斯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我们应该未雨绸缪，在猪肉价格大涨之前，就提前做好准备，加大进口、做好储备、提高养殖集中度。当猪肉价格上涨导致物价上涨的时候，要清醒地认识到，这只是个别行业的阶段性问题，不是通货膨胀，不需要去加息，反而应该做好宣传工作，让民众理解物价上涨的根源，消除对物价上涨的恐惧，同时应该做好流动性管理，保障社会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行。
这样，在必要的时候，若猪肉价格上涨导致CPI指数走高，央行或许应该采取措施适当降息，以促进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