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世纪以前，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 开辟了通向当今全球宏观基金投资风格的道路。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凯恩斯博学多才。不仅因为他是现代宏观经济理论之父，而且还因为他为世界的管理者荐言献策，并积极参与布卢姆斯伯里(Bloomsbury) 文化圈，以及帮助设计了现代全球去观经济基础设施的基础架构一建立世界银行和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同时，凯恩斯还是个成功的投资家，他以自己掌握的宏观经济原理为工具，在世界市场为自己汲取了大量利润。有人甚至认为，凯恩斯是现代全球宏观对冲基金经理的第一人。
引用凯恩斯传记的作者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Robert Skidelsky)的话，“他(凯恩斯)是个经济学家，也是个投资家。同时是艺术的赞助者以及芭蕾舞的爱好者，还是个投机者。他又是首相的至交好友，是个公务员。因此他过着十分充实的一生。”
凯恩斯用个人账户进行投机，并受各种投资和保险信托基金的委托进行投资，甚至负责管理一个大学捐助基金，而每个基金都有着不同的目标、时间期限和授权范围。在他去世时，他留下巨额的个人财富遗产，而这主要是他在金融市场上进行投资交易的操作成果。
凯恩斯的个人投资才能，在剑桥国王学院的捐助基金——切斯特基金(The College Chest)的运营收益上可见一斑，凯恩斯担任该捐助基金的首席财务官并拥有完全的投资决策权。公开的记录显示，从1928年到1945年之间，该项捐助基金获得了平均每年13.2%的收益率,而同时期内英国股票指数平均每年却损失0.5%的收益率(见图2-1)。如果再考虑到该期间发生的1929年股票市场崩溃、经济大萧条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不得不说这是非常令人难以置信的辉煌业绩。
但是与所有其他的投资者一样，凯恩斯刚开始也不得不遭遇挫折并从中吸取了许多教训。尽管凯恩斯智力非凡，对全球市场了如指掌，但是他一开始还是不太适应市场的暴风疾雨。20世纪早期，凯恩斯在投资商品市场前，已经成功地利用全球货币的差价进行了投机。然而在1929年的商品市场衰退期间，因凯恩斯被要求追加保证金而使个人账户遭到了彻底清洗。经历了1929年的挫折之后，凯恩斯转向投资于全球股票市场进而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同时他还继续在债券市场和商品市场上进行投机。
斯基德尔斯基补充说:“他的投资哲学.....随着他的经济理论的演变而改变。他从自己的投资经历中领悟了许多理论，反过来再用理论来修正自己的投资实践活动。”
凯恩斯对浮动汇率的厌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浮动汇率恰恰是凯恩斯最初利用的投机工具)，最终促使他投身于1945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全球固定汇率制度的建立工作。布雷顿森林体系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复苏和随后冷战期间的和平与相对稳定性奠定了坚实基础，并导致了发达国家股票市场从1945年到20世纪70年代初的持续繁荣景象。在这期间，全球市场上没有比购买和持有股票更佳的投资机会了。直到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以及随后美元的贬值，资本市场才再次提供了孕育新一代全球宏观对冲基金经理出现的投资机遇。
政治家和投机者
政治家试图把自己的政策失误归罪于投机者的例子，在现代历史中不计其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也不例外。当这一货币体系解体后，尼克松总统试图把这归罪于“对美元发动的全面战争”的投机者。事实上，他的通货膨胀政策被更多地认为是问题的真正隐患，而市场投机者仅仅是该问题的表象症状。
就像安德鲁斯，卓布尼(卓布尼全球顾问公司)在他的访问中所描述一样:
投机者不可能驱动市场，这一点毫无疑问。经济学中关于投机者是市场偏离的“缓冲器”还是“放大器”的争论，是一个没有确定答案的老话题。永远的乐观主义者，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认为如果人们发现了异常现象，人们就会追逐，从而限制异常现象走得更远。我认为在不同的时刻，两者都可能是对的。有时候，投机者会增加市场的波动性，而有时候他们却能减弱市场的波动。最重要的一点是，投机者不会改变市场的总体趋势。与投机相比，政治决策中的内在压力才会真正地驱动市场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