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萧条之后的30年中，经济学家们普遍认识到了货币政策的局限性。但是他们的这种认识是建立在一种对于实际情况非常错误的理解之上的，那些经济学家们误以为流动性陷阱是一个放贷方现象，但事实上它是一个借贷方现象。不过至少他们承认了货币政策并非万能的灵丹妙药。
20世纪70年代的通货膨胀和对于“小政府”的认同导致了以货币政策为根本的货币主义，以及重视单独经济行为者行动的新古典主义分析方法的复兴。此外，特敏(1989，1994)和罗默(Romer，1991)的研究成果对曾经是主流意见的凯恩斯主义的财政刺激政策使美国得以从大萧条脱身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他们力主是货币政策对美国经济的复苏发挥了关键作用，驳斥了一直以来认为货币政策作用有限的共识。譬如，罗默认为1934年到1941年之间，美国货币供应量的快速增长对引导美国经济走出大萧条的泥沼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她辩称，金融扩张(缓和)加速了私营部门的投资，从而诱发了经济的复苏。
特敏进一步主张，由于在1933年之后，美国政府预算赤字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没有上升，这就证明财政政策对于1933年之后美国经济的复苏贡献甚微。”比如，他写道：“(对于1933年至1937年美国经济的迅猛增长)财政政策没有任何贡献——政府赤字没有增加，因此也就无法对促进经济成长起到相应的作用。”“他进而补充道，正是由于美联储容忍来自欧洲的黄金进入美国，从而扩大了银行的准备金，最终才造成了1933年至1938年之间货币供应量的扩大。他们这些说法无异于在重新改写历史。
如果将特敏和罗默在试图解释大萧条时所使用的证据从资产负债表衰退的角度重新进行验证的话，就会得到完全不同的答案。他们的观点存在两个根本性的问题。首先，黄金的流人并非导致货币供应量增加的真正原因。就如在第一章已经解释过的，当银行储蓄增加时，必然会有人借入并花费这笔资金。并且这个借贷人同样会将这笔资金存人另外一家银行，于是同一笔资金又会被新的银行再次贷出。在这个过程的不断重复之中，银行的储蓄(也就是货币供应量)和贷款得到了增加。1933年之后，美国银行的准备金由于来自欧洲的黄金流入而急剧增加，但是同期美国银行对私营部门的贷款增长却是微乎其微(图3-3)。就如已经指出的，美国银行向私营部门发放的贷款持续减少到1935年，其后的回升也是异常缓慢。也就是说，美国银行增加的绝大部分准备金最终都成为过剩准备金滞留在了银行系统内部。
图3-3全美银行的贷款、投资和存款，1923~1941年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那么到底是哪一方的借贷导致了罗默所指出的，1933年以后美国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呢?答案很简单，这些新增借贷基本上都来自政府，也就是说，是美国政府的借贷导致了银行资产的增加。图3-4和图3-5显示银行对私营部门放贷的减少导致了1929年至1933年间货币供应量的萎缩，而对政府放贷的增加则导致了其后货币供应量的扩大。换句话说，在1933年以前，由于私人储蓄和企业的债务偿还而流人银行系统的资金因为借贷不足而被迫滞留在了银行内部。1933年以后，由于罗斯福新政的实施，这笔资金得以被政府借入并支出，从而离开了银行，重新进入经济循环之中。图3-3和图3-4清楚地表明了，自1934年以后，在对私营部门放贷依旧低迷的同时，对政府放贷的增加最终导致了银行储蓄的增加。
图3-41933年以后政府借贷导致货币供应量大幅攀升(1)
图3-3还显示出，对私营部门放贷的低迷甚至持续了更长一段时间。即使到了1941年，银行发放给私营部门的贷款也仅有253亿美元，比1929年的416亿美元减少了39%，较之1933年的222亿美元也不过增加了14%。这就动摇了罗默关于私营部门可利用资金的增加导致了经济复苏的说法。1934年以后美国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基本上都要归功于政府借贷和支出的增加。
私营部门的借贷一直徘徊不前，就如全美工业协会的调查报告中所提到的，即便与银行关系良好的企业对于借贷也是极其谨慎。这些私营部门之所以竭力避免借贷，大概是由于在偿还债务期间的痛苦经历使得它们都不愿再增加新的负债。
这个场景在70年后的日本又重新上演。在日本企业自1998年起成为净储蓄者之后，完全是由于日本政府的借贷才有效防止了货币供应量的萎缩。图3-6显示了1929年之后的美国与1997年之后的日本在货币总量上的相同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