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股市由潜伏阶段、操纵阶段、投机阶段向巩固阶段及成熟阶段迈进的过程中，政府扮演何种角色至关重要。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换言之，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股市阶段的顺利过渡是有条件的。从大的方面讲，条件有二：一是整个经济、政治生活比较稳定，尤其是市场经济和股份公司持续发展，客观上为股市的发展带来动力；二是宏观经济及金融政策较为宽松，一般都实行金融自由化政策，在国家银行体系之外，允许和鼓励民间金融包括股票市场的发展。从小的方面讲，最为重要的就是政府在股市中扮演的角色，即政府对股市的政策、措施，尤其是参与方式及参与程度。
一般在初级阶段的股市，政府多采取扶持政策，其所以如此，是由于初级阶段股市规模甚小，基础脆弱，容易为少数人所操纵，出现一些不规则的波动；股票持有人承担风险的能力差，风险意识也较欠缺；无论是筹资者、投资者，对股市认识都不多，参与的兴趣不浓。为此，政府多扮演一个“推动者”和“监督者”的角色而以前者为主。较为成功的当推香港、韩国等地区和国家当局。他们的做法可以概括为八个字：“宽严结合，宽严有度”。
弹丸之地的香港如今已成为足可以与纽约、伦敦、东京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匹敌的国际金融中心，香港股市也已成为国际十大股市之一。市场上股票总市值1989年即达780亿美元；目前已超过1000亿美元，上市公司超过300家。
突飞猛进的香港股市首先得益于政府当局执行的“积极不干预主义”经济政策，即附有必要干预的、具有积极意义的不干预主义。它涵盖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经济政策从基点上讲是自由开放的，也正因此，香港这个自由港曾被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称为全世界自由经济的唯一乐土；二是在经济出现不稳定因素时，或对某些较敏感的经济领域进行适度干预。
按照这样的指导思想管理股市，香港当局也是“宽严结合，宽严有度”的。从“宽”的一面来看，香港当局制定优惠的税收、金融政策，保护股票买卖的充分自由，并刺激股市的扩大，交投的活跃，鼓励外资证券商和投资者进入本地市场，吸引外国上市公司来本地上市，并经常检讨各项政策的实施效应，不断改进和完善，以确保其股市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以税收政策为例，在股市发展之初，香港政府免征各种税收。1990年是按成交金额的3%征收印花税，本不算高；1991年又降为2%,低于东京等一些地方的股市。减税后短期内政府税收额是降低了，按降低1%算，年均将减少数亿美元；但从长期看，由于交易成本降低，本地和国际投资者入市信心增加，交投活跃，交易总额会有所增加，税收总额最终不会减少太多；而股市的活跃又会带来投资旅游的繁荣等其他额外的好处。
在采取宽松政策扶持股市发展的同时，香港当局又制定了严格的“游戏”规则及“裁判”制度。上有证监委的监管，中有证券交易所的规章制度，下有各种证券商业务条例及同业自律组织约束。
在几个环节管理较为严格，一是公司上市关，规定必须是“法人”组织，实收资本必须超过5000万港币等条件合格后才能上市，整个审查过程达半年以上；二是交易规则，在保证交易充分自由的前提下制定严格的买卖程序与规则。
对经纪行的资格与操作、“内幕交易”管理等都作了严格规定；三是对已上市公司(特别是公司董事会成员)严格管理，并保证持股人的知情权，以保护投资者利益。香港的管理确实是动了真格的。香港联交所前几届有些头头及好几家大型上市公司的董事会成员都因涉嫌犯罪，受检控、判罪或被解职，震动是很大的。
在股市上，韩国政府也扮演了很好的角色，最成功的是对金融及税收政策的运用。他们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的税收政策，鼓励有条件的企业股票上市。对已上市的减征所得税；对应该上市或有条件_上市而未上市的实行严格的税收监督,并停止贷款支持。
仅此一项就使韩国上市股票品种由1983年的328种猛增到1989年的619种,居亚洲各股市之首(除印度外)。为鼓励居民及机构投资者购股,又实行了投资保证金贷款优惠政策,经纪商向投资者提供保证金贷款。对外国证券公司及外国投资者进入韩国股市的管理最初则是十分严格的，以后随着本国股市的发展而逐渐开放。
总的来看，凡股市成长较为迅速和成功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政府,在股市发展总体政策上都是积极扶持的,都给予了许多税收和金融上的优惠措施,以扩大供给,活跃交投。与此同时又制定较为严格的“游戏规则”,来规范上市公司投资者等各方的行为:但对股市的价格则不予干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