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M模型与CAPM模型是内在一致的，尽管学者们一般更偏爱CAPM模型。而且一项最近的研究0表明，运用CAPM模型估计权益资本成本的公司所占百分比接近3/4，而运用DDM模型估计相同参数值的公司却不到1/6。为什么钟摆偏向了CAPM模型一边呢？
据我们所知，到现在尽管还没有人系统地比较了这两种方法，但DDM模型看来比CAPM模型包含更多的度量误差。问题就在于在DDM模型中，估计单个公司的增长率时，我们所介绍的三种估计B的方法其实都包含了许多度量误差。相反，在CAPM模型中计算市场风险溢价时，DDM模型被用于估计市场整体的增长率r，尽管在这个过程中也存在着度量误差，但是这种误差却要小很多。这是因为当我们将度量对象由单个公司转向市场整体时，在估计单个公司的g时的大部分度量误差就被分散消除了。不管怎么样，尽管我们一直对于DDM模型在实践中的应用持批判的态度，但DDM模型仍提供了一些很重要的直觉判断，我们将在下部分中加以阐述。
当Astra电器公司的每股股利为1美元时，其股票价格为100美元，也就是说其股利收益率为1%（=1/100）。公司的管理层正准备进行一项大型的资本预算活动，从而需要知道其资本成本。公司的CEO Angela Green说道：“我们的资本成本就是我们的股利收益率，也就是1%。如果我们通过发行新股为新的资本预算项目筹集资金的话，我们在发行中每收到100美元，就要为这些新股东发放每年1美元的股利。只要项目中每100美元每年所能产生的现金流高于1美元，那么现有的股东就会获益。换句话说，我们应该接受任何内含收益率高于1%的项目。”
Green女士的论断是否正确呢？基于我们已经提到过的DDM模型，答案很显然是否定的。像其他公司一样，Astra电器公司每股的现金AIR可能会随着时间而增长，而这种现金流的增长会导致股利的增长。因此，如果新股东在第一年中每投资100美元只会收到1美元的股利，那么他们在其后的年份中很可能会要求收到更大数额的股中，所以他们的总收益率将会高于1%。
那么他们的总收益率将会是多少呢？这也就是需要运用DDM模型的地方。如果假设股利预期将以每年8%的比率，那么他们的总收益率将会是多少呢？这也就是需要运用DDM模型的地方。如果假设股利预期将以每年8%的比率永续增长，那么根据DDM模型，该股票的预期年收益率就是1%+8%=9%。是否存在这样一些股票，它们的股利收益率低，如只有1%，并且不存在任何增长潜力呢？这种情况是令人惊讶的。股票可以以相对股利而言的高倍价格卖出（也就是说其股利收益率低），是因为市场相信这些公司的股利将会以高比率增长。作为一个反例，假设市场相信Astra电器公司的现金流将永不增长，从而使该公司的股利恒为1美元。那么为了实现9%的收益率，市场对该股票的定价就仅会为11.11美元（=1美元/0.09），而不是100美元了。
这样的论断同样适用于那些从来不发放任何股利的公司。他们的资本成本并不为零，当然，股东们并非会在第一年中就期望获得投资回报，或者说在前几年里都不会。但是，股东们还是希望最终能够收到股利，或者是公司能被收购。收购公司将会支付一个正的价格，因为它将获得某个时点后被收购公司所产生的现金流。从资本利得的角度也可以很好地解释资本成本并非当前股利收益率这个论断。假设你做生意的启动资金为10000美元，你现在已经有10000美元，但你想将其中的一半用于购置你公寓的家具，因此你必须通过其他渠道筹得另外5000美元。有名投资者愿意出资5000美元，尽管他知道在可预见的未来中预期股利支付额将为零。你发行了1000股股票，将其中的500股发放给这名外部投资者，而自己留下剩余的500股。
已知在近期其预期的股利发放为零，那么其资本成本也是0吗？那我们就来看看。假设在美元的价格卖给了一家更大的企业。这名外部投资者与你所拥有的股票价值都达500万美元。外部投资者的年收益率为益率可以看做事后的资本成本。你的公司为这名外部投资者的投资提供了高额的收益率，而这项回报实际上来自你的口袋。如果你可以让时光倒流，你可能会选择不添置家具以100%地拥有公司。而后，你就可以将1000万美元的售价总额悉数收入囊中了。这样看来，这些家具实际上的花费是500万美元，而非5000美元了。
对于成功企业的创始人来说，这种情况一再上演。以比尔·盖茨和保罗·艾伦在1975年成立的微软公司为例。微软公司的首次公开发行（IPO）发生在1986年，当时公司发行了6000万股股票。由于股票分拆和股价升值，在IPO中1美元的投资到2007年年底已接近375美元。如果把股利也计算在内，那么从IPO当天开始算起的该只股票的年收益率约达35%。由于微软公司的股票拥有如此高的收益率，因此实际上可以认为公司创始人出让了几十亿美元的财富给公司的其他股东。现在，《福布斯》杂志所评估的比尔·盖茨和保罗·艾伦二人在2008年的身价分别达580亿美元初160亿美元。因此，尽管我们不应为两位先生感到遗憾，但不可否认，如果当初他们少发行一些股份，那么他们今天可能更为富有。比如公司可以通过借款的方式筹措资金，而非发行股票。或者创始人也可以推迟微软公司的IPO或至少在当时少发行一些股份。现在，这些可替代方案可能已不再可行，比如，较为小型的公开发行为新项目提供的资金可能会较少。但我们在这里只想简单的阐述这样一个事实，对于一家后来颇为成功的公司而言，股票的发行对于原有股东来说事后的成本是非常高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