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笔者想说明的是，基金绝对有足够的动机进行打败市场的尝试。读者可以质疑基金是否真的在执行其所宣传的投资理念，该投资理念是否真的可以有相对较好的收益，但业绩竞争压力是真实存在的。在某种程度上打败同行业的竞争对手在基金营销过程中的作用十分明显。
“如何来合理地评价基金是否打败了市场?”这个问题没有特别好的答案。原因在于以下两点：(1)基金经理和基金研究团队的作用不明确；(2)评价基准不明确。
在国内，基金经理工作的变动似乎很普遍。用“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兵”来形容部分基金并不过分。以宝x鸿x收益(21xxx1)为例，基金经理前后共有7名，基金成立于2002年10月，平均算下来1年多就换个基金经理。这只基金的历史表现要怎么算在这7名基金经理的头上是个很难解决的问题。不要小看了基金经理的能力，2011年5月21日wind资讯上显示的王亚伟华夏大盘精选的任职年化是66.23%。这个数值不比任何一个国际级的大师逊色。而华夏债券AB(001001)的韩会永年收益率也竟然能达到7.15%的水平。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稳定的基金管理员结构才有评估的合理性。
第二个问题来自于评价标准的多样性。以基准指数的选择为例，我们就面临上证综指、深证成指、沪深300、中小板指等选择。别小看了这个差别，不同指数的走势差距可不小。中小板指在2010年10月就越过了2007年的高点，而上证指数还在2900左右徘徊。即便从波动的角度看，沪深300在2007年的牛市和2008年的调整中也比中小板指来的剧烈。当然，确实可以武断的选择一个统一基准来衡量一切股票型基金，但不可否认的问题是，基金组合与指数的风险不一致。光用收益率而不考虑风险显然不合适。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会是“那考虑风险不就好了?”谈何容易!如果读者知道就连beta的计算都没有办法统一的话，一定会对这个行业感觉到无比疑惑。“协方差与方差多明确的概念啊，有什么模糊的?”答案在于计算基于的参数。显然多样化的世界难以容忍统一的beta所带来的潜在便利。很多强调研发能力的机构也不屑与他人相同。这个问题也不是就国内有，国外也是如此。正如马尔基尔所指出的一样：“经纪证券商迅速开展了大量的beta测量服务，对于经纪证券商来说，能够提供自己的beta估计值是与时俱进的象征。如今，你既可以从像美林这样的证券商那里得到beta估计值，也可以从诸如价值线公司和晨星公司之类的投资咨询机构那里获取beta估计值。华尔街狂热支持bela的公司曾大肆贩卖自己的beta产品。”实际上，国内基金评级机构很多，方法虽大同小异但仍然想方设法的加以区别。连如此基本的计算都会出现差别，更不要说难以量化的定性分析的部分了。差异化经营这个经济学信条算是彻底在这个领域体现出来了，否则像晨星和银河这样的评级机构根本就没有分别独立的必要。
第三个问题来自于复权。笔者原想把复权问题置于后面的章节中进行讨论，但显然这里就有必要给予解释。除权除息的基本原则是“股东财富不变”。所以在分红和配股等操作后，会在股价走势上出现不连续的现象。复权就是为了修复这种不连续而出现在大家眼前的。精确复权的计算公式为：
前复权：复权后价格=[(复权前价格-现金红利)+配(新)股价格x流通股份变动比例]+(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后复权：复权后价格=复权前价格x(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配(新)股价格x流通股份变动比例+现金红利
别被这个公式吓退，实际应用中，笔者就没有见过依该计算公式大规模恢复数据走势的案例。从通达信软件使用详解中可以发现以下几个事实：“在除权除息日交易所公布的前收盘是除权除息报价而非上一交易日收盘价，当日的涨跌幅以除权除息报价为基准计算。”软件可以通过历史数据的对比发现除权除息发生的日期，并自动依托除权除息报价将股价拉平。由此，也就出现了软件中前复权(当前价格不变)与后复权(当前价格改变)两种主要的行情处理方式。这种处理方法有问题，很多文章都谈到了这一点。检验方法其实不难，将不复权、前复权、后复权的数值同时导出并计算涨跌幅进行对比就会发现差别。而且从实际情况看，并没有稳定的偏向。复权后的数值涨跌幅与复权前的涨跌幅大小关系不确定。另一种不太常被采用的方式是等比复权，使修正后的股价保持原来的涨幅不变。但无论怎样，我们应该知道应用中的复权处理是存在问题的。尽管在这个章节中所引起的麻烦要远小于后面的章节。
由于国内基金起步较晚，难免会遇到数据量有限的尴尬。5年左右的时间跨度来看，如果以上证综指为标尺，打败市场的基金确实不少。即便算上沪深300，这个数值仍然是不少。这可能会与很多投资者接受的金融教育相反。实际上，如果读者较早就关注市场，一定会因一篇名为“刺下主动型基金的遮羞布——中国和美国著名股票基金的命运”的文章留下点印象。尽管数据上有些出入，但大体上笔者认同其数据段内的结论。可问题是几年后的今天，结论变了没有?曾经被口诛笔伐的xx策略优选打败了沪深300，也有不幸的xx策略增长将差距缩小到相差无几。当然，仔细看看基金执掌人的调换或许能有些端倪，那些留下或接手烂摊子的人在相对指数涨跌层面上还是做出了贡献的。就这个意义来说，光看基金产品的名称，不看基金背后运行人员的分析可能就有些不合时宜了。这也是为何笔者着重强调选择基金时，要看基金掌舵人的稳定性。当然，这种打败指数的持续能力很重要，很多基金只是保存了2008年下跌过程中的胜利果实而已，在叠加图形上表现为2008年后基金与沪深300之间的收益率差距保持稳定。如果以持续能力为准绳，基金产品的数量会有所下降。那回过头来重新思考一下买基金到底是为了什么?如果是长期持有，那基金经理在极端市场行情时确实有价值。如果是为了像短期炒股票一样炒基金，那就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即便是王亚伟也不是在任意时间段都能领先沪深300的，可有几个人会否认王亚伟的价值呢?而且基金的费率可不像股票那么低廉，炒波段最大的可能就是自己的资产在逐渐缩水。所以综合的来看，投资理念问题也对我们的评价产生很大的影响。但无论怎样，“红利再投资”可能是实务中最接近复权效果的一种手段了。
重新回到本节开始的问题，基金能打败市场么?尽管时间没办法像国外的研究那样长久，但我想答案应该是可以，而且尽管数量不多，但仍有部分基金可以连续的打败市场。这个结果当然会有些出乎意料，而更为重要的是上证综指不能购买。最接近指数投资且流动性、表现较好的替代品为50ETF等这样的产品。以此为依据会让可选范围有所下降。不知道有没有中国式的索林会出来尝试着大叫几声中国特色的不合理，但正如笔者一直本着的观点一样，合理不合理这种应该怎样的问题不重要，那是有能力更改现状的监管层才会去考虑的事。认清现实并考虑如何应对才更为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