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政策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我们不能光靠看文件，许名重大政策，例如十一五规划、十二五规划、一揽子经济刺激方案等，因为要兼顾各方面的利益，从文件看，总是面面俱到的。一般人很难看出其中隐藏的重点和实质性的着力点。那能靠听领导人的讲话吗?当然也不能。出于公众形象的需要，领导人的讲话大多冠冕堂皇。这在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一样。所以，我们不能把领导人的讲话当成政策意图，甚至，即使领导人召开会议详细解释某项政策的8的和作用，我们也不能简单相信。
既然如此，如何能够对即将出台的政策作出准确預判，对已经出台的政策文件作出准确解读?例如，股市最担心的是加息，把它比喻成一只不知道何时会落地的靴子。这只靴子把股市这位神经衰弱的老妇折磨得要抓狂，非得听到它的落地声之后，才敢安然人睡。我们怎么来判断政府会不会加息?
我认为，在对政策作预判和解读时，要重点思考三个问题:
问题1:政府是想要增长，还是要稳定?
对政治家而言，最重要的任务无非是两个:增长与稳定。
增长解决的是政绩问题和利益问题。如果没有增长，政治家谋求升迁或者谋求连任的机会就不会存在。同时，如果没有增长，也很难为政治家所代表的利益群体获取到足够的利益。在蛋糕不断做大的过程中，所有人几乎都会或多或少地得到好处，但得到的好处最多的，肯定是拿着刀切蛋糕的人。因此，增长是政治家的第一要务。
政治家为什么担心通胀?
因为通胀本质上是-种很不公平的再分配，是一个巨大的财富转移和集中的过程，它能从根本上动摇政治的根基。
在通胀的过程中，穷人由于缺乏财富保值手段会变得更穷，富人由于资产价格的上涨会变得更富有，这样就会导致社会财高越来越集中到少數人的手里。例如在2006-2008年上半年这一轮不算特别严重的通货膨胀中，工薪阶层的工资收入没有多少增长，银行存款利息也仅略有提高，但是CPI累计涨幅超过13% (2006年6月同比增长1.5%，2007年6月 同比增长4.4%, 2008年6月同比增长7.1%，累计增长13.5%),深圳、上海、北京等主要城市的房价涨幅更超过200%。CPI、房价的大涨意味着:普通老百姓需要花费更多的钱在生活消费品上面，买房子和租房子的人需要支付更多的钱给拥有土地和房产的人。这样“损不足而补有余”的过程最终会导致财富的加速集中。中国漫长的历史经验表明，财富的过度集中是许多王朝灭亡的根本原因。我们看中国的汉朝.唐朝明朝清朝这几个重要的朝代，在它们的末期，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土地兼并极其严重，贫富分化极度悬殊。这样的社会抗风险能力是极差的，一旦出现什么天灾人祸，大量的底层人民就会无法生存，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大潮就不可避免了。
在写作本书的时候，中东，北非出现了连续的政治动荡，突尼斯和埃及的总统被赶下台，利比亚的独裁者正在歇斯底里地镇压示威者，巴林、也门的局勢也不稳定。如果说突尼斯那位点火自焚的青年让这些国家的示威者得到了榜样的力量，不如说，他让他们更明白了自己的处境一失业、 低收人、通货膨胀，他们是为了生计所迫，反对的不仅仅是独裁，还有独裁造成的收人不平等和通货膨胀。谢国忠说:“40%的埃及人口每天的生活费不足2美元，失业率接近10%。当粮食和石油价格上涨超过1/3,我们就不难想象为什么人们会被逼起义。在这些国家，财富和收入不平等非常严重，再分配就成了应对通货膨胀的一种出路。比如，穆巴拉克家族据传拥有170亿~700亿美元的财富。2010年，埃及的GDP才不过2000多亿美元。”
因此，政治家最为关心的目标，说到底就是两个: GDP增长和控制通胀。问题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一这两个目标是相互抵触的。通常而言，要使GDP高增长，就难免要忍受通胀，要控制通胀，就难免会造成GDP增速下滑。
怎么才知道政府以哪个目标为重点?这里面，非常关键的一个量化指标是CPI。
经验表明，4%是CPI一个重要的临界点。当CPI超过了4%,通胀就有加速上行其至失控的危险。国际上通行的通胀警戒线标准是3%，但考虑到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较快，社会对通胀的承受力和政府对通胀的容忍度略大，所以我们上调了一个百分点，把4%作为中国通胀的警戒线标准。通胀突破警戒线，稳定问题就会被摆到第一位，政府要踩刹车了，包括加息、上调存 款准备金等紧缩流动性的政策就会先后出台。回顾一下2007年的情形，在6月份CPI突破4%后，政府再也坐不住了，7月份起连续3个月加息，8月份到2008年6月连续10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中间只有2月份没有上调)。股市在政策利空和流动性签底抽薪的双重打击下，很快见顶回落，走上了漫漫熊途。
而当CPI小于1%时，意味着通胀的危险已经完全解除了，增长问题会马上取代稳定问题，成为政治家的“第-要务”，这时候，各级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会变得难以抑制，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也会开始转向宽松或者适度宽松，大市就很容易探底回升。
所以我们看到，CPI跟A股有较高的拟合度，如下图。
由上图可以看出，当CPI超过4%时，股市很容易形成头部，例如2007 年牛市到达顶峰时而当CPI小于1%时，股市会很快探底回升，这正是我们在2005年牛市启动前和2008年熊市到达底部时所看到的。
问题2:政策何时会出台?
准确把握政策出台的时间，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即使我们已经正确判断出政策调整的方向，比如由“保增长”转向“抑通胀”，但如果过早地估计政策出台的时点，也很容易犯下错误。比如，中国的CPI在2010年2月份就超过了一年期存款利率，主要城市的房价早在2009年6月份就开始陆续创出新高，谢国忠也早在2009年年初就判断出中国未来面临很大的通胀压力，并连续写了好多篇文章呼吁央行加息。但中国央行直到2010年10月19日才首次加息，而10月份的CPI已经高达4.4%。不仅仅是央行的加息非常迟缓，还有房产税——这个被研究了多年，被无数人寄予厚望(房价下跌)的“撒手锏”，也迟迟不见出台，直到2011年年初，才由重庆、上海试点征收，且征收的范围极窄，几乎没有什么作用。
为什么这些政策出台会如此滞后?
一个原因是，中国是一个大国，情况错综复杂，而政策涉及的方方面面太广，决策层需要平衡多方面的利益，所以不敢轻易出台新政策。以加息为例，储户说我的存款已经负利率了，该加息国企说负债率很高，加息负担太重:银行说加息会造成利差缩小，不利于银行体系的健康发展外管局说加息会招来热钱，人民币升值压力变大:地方官员说加息不利于GDP增长，会影响就业，投资项目的利息成本会增大，会加大项目风险---各执词，决策者需要很长时间来平衡这些利益。如果你只基于储户的利益，认为出现了负利率就该马上加息，就会犯下错误。
另一个原因是，中国的决策流程很长。俗语说“船小好掉头”，但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却是一艘庞大的舰船。晾望台的水手最先看见了冰山，但你不能期待它马上就会转向。因为水手需要向负责晾望台的官员汇报，官员再向驾驶室的船长汇报，船长要召集大副、二副开会，开完会，二副要制作一份应对草案供驾驶室的大小领导审核，草案制定过程中又要反复跟晾望台的水手核实數据，还要跟机械师、动力室、装载室等部门核实数--好不容易，船长终于发出了全力转向的指令，但这时候都快要撞上冰山了。所以，往往要等到问题严重到几乎不可教药的程度，新政策才会降临。
因此，我们需要拿捏准转向的时机，某种程度上,这比你看到冰山还关键。因为，冰山很大，很多人都看得见，但是政策转变的契机却十分微妙，很少人能拿捏得准。要拿捏准政策转向的时机，不仅需要理性的分析，还可能需要懂一点中国历史，并从中领悟一点政治智慧。
问题3:政府的换届因素。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一届新政府成立，总会试图做些什么，所以，通常会出台十分积极的政策，反映到经济上,就是固定投资会增大，政府开支会增加。同样，如果一届政府临近换届，你很难指望它会出台指向长期目标的政策，它一定会倾向于出台短期见效的政策,以彰显它的功續或者掩盖它的错误。
这种政治周期特点不单在中国，在任何国家都差不多。
对美国经济政治周期的研究，曾与得过诺贝尔奖的萨缪尔森合写过《经济学原理》的经济学家诺德豪斯写过一篇经典的论文叫《经济政治周期》，在这篇文章里，他得出的结论是:美国经济具有很强的政治周期特征，其根源在于，大选前，现任总统为获取连任，会采取机会主义经济政策，但是一旦连任，很少会真正兑现承诺，于是，周期便产生了。
对于中国经济的政治周期的研究，西北政法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陈卫东发表过一篇文章:《政府换届、经济政策与政治经济周期》"。文章中，他建立计量模型，运用中国在1953-2008年的年度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得出了几个重要的结论:
1.中央政府换届与经济波动周期之间，存在较显著的相关性。
2.中央政府換届导致地方政府交流周期，以及政绩考核晋升机制使得地方政府产生纵向、横向上的竞争，并形成周期性的经济发展举措，进而加大了对经济周期的影响。
3.中央政府政治周期使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具有一定的顺周期特征，地方政府通过财政项目竞争、软预算约束以及货币信贷“倒逼机制"，扩大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顺周期性。
最后，再附带说明一个问题:市场等了很久后，终于等到加息的靴子落地了，这是否意味着利空出尽，股市要开始大力反弹了?
我认为这种想法不正确。由于央行比较谨慎，每次加息的幅度很小，所以通常需要多次加息才会奏效。既然打扰老妇人安睡的“靴子”通常不止一只，只听到一只靴子落地，老妇人怎么可能安然人眠?你看到央行第一次加息就以为利空出尽，实际上,加息周期很可能才刚刚开始，所以，我奉劝诸位忘记“ 靴子落地”这个词。看到第次加息，即使之前市场已经跌了一阵，最好还是清仓走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