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问题——第一部分
我们与通用再保之间的购并案反映出会计原则一直以来存在的一个重大瑕疵。眼力好的股东在阅读合并相关的股东会文件时，应该都会发现其中有一项不寻常的项目。在收入预测表中，详细描述了两个实体1997年的联合收益如何受到兼并的影响，其中有一项薪资酬劳费用因合并而增加了6,300万美元。
关于这个项目，我必须特别强调的是，它并不代表查理跟我的个性有任何重大的改变（他还是一样搭乘长途巴士出差，并以富兰克林的名字订位），同时也不表示通用再保本身的会计政策有何疏失之处。该公司业已完全依照一般公认的会计原则运作，实际的情形是我们特别要求通用再保将原先发给员工的认股权全部以等值的现金奖励取代。在此之前，与这些经理人本身权益息息相关的是公司的股价，在此之后，他们可以领到的报酬完全要看他们各自负责单位的绩效表现。
对公司员工来说，新的计划与先前的认股权计划具有匹配的经济效应，这意味着对于一个给定的业绩水平来说，他们给雇员的报酬应当是相同的。只不过，现在这些报酬将用现金支付，而非先前从新授予的预期认股权的盈利中支付（至于先前已经发放的选择权则继续保持流通在外）。
虽然两项计划在经济实质上相当，但我们改用的现金奖励计划对于会计账面上显示的数字却有很大影响。这种梦幻般的结果起源于，在计算公司获利时，现存的会计原则根本上忽略了认股权的成本，即使在许多大企业员工认股权也早已成为公司庞大的成本负担。事实上，会计原则给予公司经理人一个相当弹性的空间，若你以这种形式给予员工报酬，就必须计入成本，但若你以另一种形式给予员工报酬，就不必计入成本，也难怪员工认股权已经到了过度泛滥的地步，一面倒地采用这种方式使得公司的股东权益**受损。虽然我承认选择权若能够好好地规划，有时候是可以成为一种补偿同时激励高层经理人的好方法，只是大部分的时候，他们通常过于慷慨，严重损及原有股东的利益，所以，它并不是一项好的激励工具。
不过不管选择权到底有怎样的优点，有关它们的会计处理原则实在是太离谱。试想，今年我们预计投入1.9亿美元在盖可汽车保险的广告上，假若我们不支付现金而改以同等价值的伯克希尔股票选择权作为给予厂商的对价，那么有没有人会跳出来说伯克希尔的广告怎么就可以不花一毛钱，难道它不应该反映在公司的会计账簿之上吗？或许Berkeley主教（大家或许还记得，他曾经提到一棵倒在罕无人迹的深山中的大树的笑话）会真的相信会计师没有发现的成本就代表它不存在。不过，要查理跟我接受这样的概念实在是有点困难。当我们考虑要投资一家有发行选择权的公司，我们会先将这家公司的获利能力向下修正，直接扣除对外公开发行后这些选择权所能得到的对价。同样，要是我们准备要购并一家公司时，也会将更换原有选择权的成本考虑在内，然后等到合并案正式通过后，我们会立即将相关成本反映在会计账簿上。
不同意我对选择权看法的读者，这时可能会抗议我将发给员工认股权的成本跟对外公开发行的股票选择权画上等号。没错，在这些争辩中，员工的认股权有时会被没收，使得股东权益受损的程度有可能会因此减小，公开发行的选择权就没有这项优点，而员工在行使认股权时，公司也可因而获得抵税权，公开发行的选择权也没有这项好处。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员工选择权的转换价格常常会作修正，比起公开发行的选择权来说，所付出的代价更为昂贵。
也有人认为，给员工的不可转让期权，相比可以自由卖出的公开交易的期权，价值要低。然而，这个事实并没有减少不可转让期权的成本，就像是给员工配车，虽然员工只能作为公车使用，但这并不代表公司不必花钱买车。
最近几年，查理和我为这类选择权所作的盈余修正通常会在5%以上，而就算是10%以上的幅度也不会令人感到意外。有时调整的幅度甚至大到影响我们的投资决策，有时更因此被迫要将持股卖出或是放弃买进原先看上的投资标的。
几年前我们曾问过三个问题，至今我们还没得到答案：“如果选择权不算是一种报酬的话，那它又算是什么？而如果报酬不算是一种费用的话，那它又算是什么？如果费用不必计入损益表计算盈余的话，那么在世界上它们应当去哪？”
会计问题——第二部分
在员工认股选择权会计问题上，管理层所扮演的角色几乎没有仁慈。最近，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打算将原先不实的选择权予以更正，有一群公司主管与会计师极力反对，但结果却没有人公开表示支持。反对者甚至动员国会议员参与游说，将这种虚增盈余的议题提升到国家利益的层次。此外，在公司再造与合并的会计处理上，我认为有些管理当局的心态更为可疑，很多管理当局刻意操纵损益，欺骗投资人。因此，正如Michael Kinsley曾经对华盛顿说的那样：“真正的丑闻不在于干非法的勾当，而是在于干合法的勾当。”
以前通过财务报表，很容易可以分辨一家公司的好坏。但时至20世纪60年代后期，却掀起一波骗子称之为“大胆且富想象力的会计”的热潮。（这种做法在当时受到华尔街人士的热烈欢迎，因为他们从来都不会让人失望。）不过在当时，大家都知道谁是老千，至于一般受到崇敬的美国大公司基本上都洁身自好，相当爱惜自己的羽毛。
只是近年来，道德逐渐沦丧，虽然许多大企业还是开大门走大路，不过却有越来越多所谓高格调的经理人（就是那种你想要把女儿许配给他或请他担任遗嘱执行人的人），渐渐认为玩弄数字以符合华尔街预期的做法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没错，有许多经理人不但觉得这类操纵数字的行为很正常，甚至，他们认为这是他们的职责，并且认定他们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让公司的股价越高越好（关于这点我们实在不敢苟同），而为了撑高股价，他们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地在公司营运上冲刺。只是当公司营运结果不如预期时，他们会自然而然地想到运用不当的会计手法，不是“制造”出想要的盈余数字，就是预埋伏笔，在未来的盈余上做手脚。为了让这样的行为合理化，这些经理人常常表示，如果公司股票的价格不能合理反映其价值，则公司股东的权益将会受损。同时他们也声称，运用会计骗术以得到想要的数字的做法很普遍。然而一旦这种“别人都这样，为何我不行”的想法生根后，道德方面的顾虑也早已随之消失殆尽。Gresham（英国金融家，英国皇家证交所创建人）之子称这样的行为叫
做：邪恶的会计创造出伪装的善良。
有一种会计科目叫做“重组费用”，在法理上虽然属于合法，但却通常被当作操纵损益的工具。通常公司会将多年来累积的开支在单一个季节一次提列损失，这是一种典型的让投资人大失所望的骗术。有时候，公司是为了将过去错误的盈余陈述所累积的垃圾一次出清，或是为虚增未来年度的盈余预先做铺路。不管怎样，这些做法的主要前提都是抓住华尔街只关心未来年度的盈余高于预期5分钱，却一点也不在乎公司当季盈余少了5块钱的心理。
这种将所有的垃圾在当季一次出清的做法，跟高尔夫球场上一种大胆投机的方法类似。在球季一开始，取巧的高尔夫球员不管本身实际的实力，先在计分卡上填上最离谱的成绩——柏忌、双柏忌、三柏忌，结果一算下来可能有140杆之多，接着，他再跑到高尔夫球店向教练表示他想要调整一下不理想的挥杆，然后等到他再度回到球场上时，他就专挑好的洞的成绩，而不好的部分则全部归到先前所预留的准备。结果五回合下来，他的成绩就变成140杆、80杆、80杆、80杆、80杆，而不是本来的91杆、94杆、89杆、94杆、92杆，然后这位选手直接被归类为平均80杆的高手（而且成绩还相当稳定），华尔街的那些人也一样，他们根本就不管最前面的140杆，因为那不是正常情况下的表现。
对于这种喜欢偷鸡摸狗的球员来说，有几个变量是他们要注意的。首先球员要找到能够配合的球童——也就是会计师，好让他可以将不好的洞数往后递延。等到顺利地先拿下四局80杆，这位球员得到表现杰出且稳定的运动家称号后，然后再偷偷地把第五局的140杆球卡交出。结果，只见他随便应付几句抱歉的话语便间接承认先前计算成绩时候的罪行，而且他还会不断地拿着自己的成绩跟其他好手相比。（而这位球童，不用我们说，当然是深得其老板的心，不怕下次得不到主人的惠顾。）
不幸的是，这些惯用作弊伎俩的总裁在回到现实世界后，还是习惯玩这种把戏。毕竟与其花费时间在辛苦练*上，还不如轻轻松松在计分卡上动手脚，要说服他们放弃不玩可能比登天还难。他们这种行为不禁让我想到法国文豪伏尔泰对于性实验的评论：“一回生，二回熟。”（伏尔泰头一次到妓院去体验那里的情境，事后有人问他感觉如何，他回答说，“第一次去还算是贤哲之人，但要是再去的话，可能便会成为堕落者。”）
在购并的世界里，组织重整早已被提升至艺术的层次。经理人现在越来越习惯通过合并来操控公司资产与负债的价值，以使得公司未来的盈余能够平稳地虚增。事实上，在交易的时候，大型的会计师事务所偶尔也会建议公司来点小小的会计戏法（当然有时也可能会搞得很大）。而在得到领路者的引诱，一流的人格往往会屈服于三流的伎俩，CEO实在是很难抗拒会计师所提出让公司未来盈余好看一点的美意。
财产意外险业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作为说明。当一家公司被收购时，买方通常会顺势大幅提拨大量的损失准备，这项举动只会凸显以前损失准备提拨不足的问题，虽然你会发现这种精算调整的时机与整个交易签字的时点是如此惊人地吻合。更重要的是，这样的举动等于是为以后损失准备回冲，以增加公司未来获利数字所预埋的伏笔。
不过伯克希尔从来都不会干这类的勾当。如果我们真要让你们失望，那么一定会是真实的获利情况而不是会计手法。在我们所有的购并案中，我们都让损失准备的数字保持在我们原定的水准。因为一直以来，与我们共事的保险事业经理人都很了解自己本业的状况，同时在财务报表的编制上也都坦诚布公。所以，要是在这些购并案进行的同时，还发生负债大幅增加的状况的话，那么就代表这些美德其中之一出现了问题，或者说，购并者为虚增未来盈余预留了后路。
这里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可以充分说明美国企业普遍存在的一种观点。有两家大型银行的CEO，其中有一位主导了很多购并案，不久前他参与了一项友善购并的讨论。（虽然后来并没有成功。）正当这位经验丰富的购并老手侃侃而谈合并后可能的种种好处时，突然被另一位CEO的问题给打断：“那不是要耗费相当高的成本吗？我想可能不下10亿美元吧！”这位老练的银行家毫不迟疑地回答道：“我们会让费用比那更大——这就是我们做交易的原因。”
根据巴尔的摩R.G.协会初步的统计，光是1998年宣布或认列的特别开支（也就是重组、R&D、与兼并有关的条目，以及减记的费用）所做的初步记录就确定了1,369项，总计721亿美元。这是一个令人惊愕的数字，相较之下，1997年《财富》500强企业的总获利也不过是3,240亿美元而已。
很显然的，现今许多经理人对于编制正确报表的藐视态度可说是商业界的一大耻辱。而另一方面如我们先前所提到的，会计师却未能够纠正这样的偏差，尽管理论上会计师应该要把投资大众当作是他们的老板，但他们却宁可向那些有权决定会计师人选的经理人弯腰磕头以求分一杯羹。（唉！正所谓拿人手短。）
不过告诉各位一个大消息，在现任主席Arthur Levitt的带领下，主管机关证监会似乎有意要好好地整顿美国企业的种种不当行为。在去年9月的一次历史性演说中，Levitt呼吁大家停止“盈利管理”，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太多的企业经理人、会计师与分析师参与这种大家心知肚明的戏局。接着他又开门见山地提出一项指控：管理或许正在向操纵让步；正直或许正在向假相投降。
我强烈建议大家读一读Levitt主席的演说内容，同时，共同声援他致力于纠正美国企业向股东们提供真实财务报告所作的努力。Levitt这项工作或许相当艰巨，但已没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