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包括内外部环境，正在发生巨变，应对这些新挑战新机遇需要很高的战略智慧。大家知道，在经济学者里，我是对中国中长期经济转型前景的乐观派。
对于中长期中国经济增长前景，我有三大判断：第一个，新5%比旧8%好；第二个，未来最好的投资机会就在中国；第三个，中国经济正站在新周期的起点上。
先来看我们所处的时代背景，我想用一张图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张图的横坐标是人均GDP，纵坐标是经济增速。这张图告诉我们，成功追赶的经济体都出现了增速换挡，还有很多没有成功追赶的，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这就是10多年前世界银行提的发展中经济体的中等收入陷阱之谜。
当时我还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服务，经历了10年前最大的宏观经济领域的论战——面对中国经济的持续下行，什么原因？怎么办？
后来我们团队提出“增速换挡”，我下海以后提出过“新5%比旧8%好”的观点。当时有的观点认为，中国可以通过刺激的方式重新回到高增长。我看了拉美、东南亚、东欧，也包括德、日、韩、中国台湾地区的很多文献，他们在那个阶段面临的挑战，以及公共政策的迷茫与应对，基本的结论是凡通过货币刺激、试图把经济重新拉回高增长轨道的，最终都陷入到了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
长期的经济增长毫无疑问要通过改革提升全要素生产率。那一场论战，对于当前，包括过去一段时间，中国公共政策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后来的新常态、经济L型、从高速到高质量发展，都是一脉相承的。如果你选择做正确的事情，运气就在你这边。
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中国正在做正确的事
经过过去长期的大论战，2015年，中国公共政策做了一个比较大的调整，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筑长期的增长动力和增长平台，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三去一降一补。三去是破旧，一降一补是立新。
后来我们又提出双循环、新格局，面临内部经济发展阶段的要求，以及外部的挑战，我们来重新调整经济结构和发展战略。还有就是推动注册制改革，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依靠创新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
过去以银行为主的融资体系和金融体系，支撑了中国过去的高增长，重化工业支撑的高增长。未来如果我们要靠创新驱动，需要依靠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发展，资本市场的发展回到了重要战略位置。
还有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包括调节收入分配和实现共同富裕。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应该放在调节收入分配的维度、社会改革的维度，来看这个命题。
还有就是碳达峰、碳中和，实行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这一系列的政策导向，从经济、金融、技术、社会、环保，包括对外的开放，对我们当前面临的挑战是非常有针对性的。
如果你看过当年拉美、东南亚，包括韩国、日本、德国在同样的发展阶段，所面临的公共政策迷茫的时候，你会发现，中国这一套政策思路，大方向是对的。
唱空中国的人
对中国经济缺乏深刻认知
过去这些年，在中国不断转型调整过程中，出现过一些负能量的、唱空的或者说迷茫的观点；比如说洗洗睡、离场论，这些观点可能对中国经济缺乏深刻的认知，尤其是对这个阶段我们怎么去应对，缺乏深刻的认知。因为有的人很容易去套书本上的理论，而现实往往是最生动的教材。
在过去的这些年，唱空中国经济的舆论此起彼伏，但是过去这40多年，中国经济所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
我给大家说两个数据，1978年中国城镇化率17.92%，刚刚公布的第7次人口普查数据，2020年中国城镇化率已经到了63.89%，而40多年前中国城镇化率不如印度。1978年的时候，中国人均GDP不如印度高；但是现在，中国人均GDP已经超过1万多美元，大约是印度的三倍还要多。
大宗商品的供给端可以调整，政策是有空间的
对于这种输入性通胀，国内的货币政策显然是无效的，央行的货币政策报告也给予了解释。中国不会对于这种输入性的通胀采取比较明显的收紧货币的态度，更多的保持所谓的中性稳健和不急转弯。
而且客观地讲，这一轮的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不是需求导致的，更多的是供给端的原因，因为这一轮全球经济的复苏，只能算是一个弱复苏。中国的消费和制造业投资复苏基础不牢固，还有美国欧洲也只是刚刚从底部爬起来，非常明显，这一轮的复苏是一个弱需求复苏的特征，大宗商品价格如此猛烈地上涨，主要是供给的短缺所带来的。
而在供给的短缺方面，有些政策是可以做出调整的。比如说，有色更多是国际定价，但是中国的钢铁产能在全世界排第一位的。中国有些战略，大方向是对的，但是在节奏上似乎是可以做出一些调整的，这是我最近一直在呼吁的。如果做出这种调整，像在钢铁领域，它的价格应该是可控的。
一季度是中国这轮经济周期复苏的顶部，二三季度边际上会放缓
这一轮的通胀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跟猪周期的叠加。大宗商品价格的向上周期和猪周期的向下周期的叠加，你看到了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我们并没有像过去一样，出现CPI和PPI的同涨，这一次恰恰出现了非常惊人的分化。
我们4月份PPI是6.8%，CPI只有0.9%，按照标准的定义，毫无疑问PPI已经通胀了，CPI处在通缩的区间。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讲的，拿掉猪以后都是通胀。
中国货币政策的导向，我们处在一个广义流动性的周期性拐点上。随着通胀预期的上升，经济复苏达到了潜在增长率的水平，而且一些资产价格出现了异动，中国货币政策从去年的下半年已经开始回归正常化。从去年底以来，在房地产、地方债等领域，进行了结构性的收紧，信用政策的收紧。
根据我们过去的经验来看，这种流动性拐点，也包括紧信用，它将会从生产、投资、消费等方方面面，对宏观经济产生一种收缩效应，这种收缩效应对中国经济的复苏会产生滞后性的影响。如果说一定要判断，我还是维持原来的看法，大约一季度可能是中国经济这一轮复苏的顶部，虽然韧性会比较强，但是到了二三季度边际上会放缓，这是我们对经济的一个初步的看法。
中国出口高增源于发达国家的供求缺口，未来出口会逐步向均值回归
2020年-2021上半年，出口超常高增、房地产投资反弹、基建逆周期调节支撑中国经济一枝独秀。未来均面临回归：美欧需求恢复好于供给，供求缺口拉动了中国出口高增，未来随着美欧生产恢复，中国出口将均值回归。
三道红线、信贷集中度管理等针对房地产的结构性信用政策收紧将产生滞后性影响。随着经济回到潜在增长率、地方政府债务压力大，基建投资逆周期调节的必要性下降。从“三驾马车”来看，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出现了出口超常的高增长。
2018年中国出口是个位数增长，2019年甚至将近零增长，但是从去年下半年以来，中国出口出现了20%多超常的高增长，我认为是不可持续的。还有房地产投资的反弹以及基建的逆周期调调节，在未来，三大支撑中国经济一枝独秀的力量将会面临均值回归。
为什么中国出口出现了两位数的高增长？除了防疫物资50%、100%的增长之外，我们可以看到来自美国、欧洲的供求缺口。
美国需求的恢复远远好于供给，从它的产能利用率、就业等是看得非常清楚的，它的需求已经回到了历史的高位。但是它的供给，它的产能利用率等等都是不及预期的，这就带来了发达国家的供求缺口，美国供求缺口的另一面就是我们出口的高增长。
未来随着美欧的生产的恢复，中国的出口将会逐步的向均值进行回归，比如说5%左右的个位数增长。
房地产信用收紧政策将产生滞后性影响
还有就是“三道红线”，信贷集中度管理，对房地产结构性信用政策的收紧，也将产生滞后性的影响。现在开发商更多的在五一前后是“以价换量”。
还有随着经济回到潜在增长率水平，地方政府债务压力加大，基建投资逆周期调节的必要性我认为也是下降的。因为基建投资是有非常明显的公共政策的特点，是逆周期调节很重要的工具。
今年很多宏观经济的观察者认为我们债务的投放等等可能会要推迟，后面的基建投资会比前面的基建好，但根据过去的经验来看，大概率是要落空的。因为经济通胀压力这么大，经济已经恢复到潜在增长率的水平下，在地方债务压力如此之大的情况下，我们再去拉基建的必要性是很小的。
站在现在的时点往后看，我们经济增长的途径和政策导向是什么？
毫无疑问，在过去，中国在抗击疫情和恢复生产方面走在了全球的前面。2021年将是中国经济向潜在增长率回归。中国未来5-10年的经济潜在增长率的水平，我们原来讲的是“新5%比旧8%好”，这是在2014年就做出的判断。
新的潜在增长率水平大约是5-6%之间，而且如果能够实现5-6%的10年增长，这将是中国的第二个奇迹。因为二战以来，世界上100多个经济体，真正迈入发达经济体行列的只有12个，成功的概率是10%。所以中国第二个奇迹的量级一点不逊色于第一个。
我们从政策的导向，流动性的拐点，全球的供求缺口，中国的三驾马车，自身的驱动力量判断：
大约在今年一季度，可能是经济增长的景气顶部，二三季度可能会面临潜在增长率回归放缓的节奏，但韧性仍然比较强。
从周期的角度，经济周期是从去年3月份开始复苏，大约在今年的一二季度处在一个过热和滞胀的阶段。从政策的导向来看，去年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对资本市场是比较友好的，就是一个字——松，因为稳增长放在了第一位。
今年按照高层的表态，利用好稳增长压力比较好的时间窗口，也就是现在稳增长压力不大，所以更多的是什么？“调结构，促改革”等等这些政策目标放在了稳增长的前面。
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今年中国的货币政策正常化，为什么我们提出中国站在流动性的拐点上，为什么看到了在房地产领域结构性信用政策的收紧。
在未来的某个时点可能货币政策会对市场重新友好
在未来的某一个时点，随着美国，英国，德国这些发达经济体的增速有望转正，美联储政策的调整也是有可能的，这将对我们的市场产生系统性的冲击。
但好消息是，周期总是轮回的。未来随着供求缺口的恢复，大宗商品价格的高点可能临近了。在未来的某个时候，随着通胀压力减轻，经济边际放缓，可能中国的货币政策，包括财政政策，会对我们的资本市场重新友好起来，这是我们对经济的一个看法。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也孕育着百年未有之大机遇。我们深信市场经济的理念已经在国家扎根，新一届的中央领导集体展现了推动改革的勇气和决心。我们深信未来随着新一轮改革的推进和红利的释放，中国经济正站在新周期的起点上，未来最好的投资机会就在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