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顶级投资者而言，股票市场的总估值是他们不可或缺的一个市场信号，这应该不难理解。但必须强调的是，尽管（估算的）公允价值与股票价格之间的差额是预测长期（几十年）收益率的主要指标，但估值指标对预测中短期的股市变动并无特殊的益处。（这似乎有点自相矛盾，但估值指标在短期内缺乏可靠性这一事实，使得它们难以成为有效的长期指标。实际上，即便存在适合短期市场预测的指标，但考虑到它们会迅速在整个市场中得到普及，因而也就失去了它们所独有的优势。）此外，在确定转折点时，估值指标应与市场情绪等其他标志相互配合。
为了对股票市场客观估值，顶级投资者以历史平均值口径对一系列估值指标进行跟踪。他们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效的指标不可避免地会回归均值。鉴于单个估值指标的局限性，因此，他们通常会同时观测多个指标。
以下是几种常用的估值指标及其特征：
1.联储模型（Fed model ）。该模型认为，当收益率（利润/价格）高于无风险长期利率时，股票市场处于价格低谷，反之亦然。该模型的依据在于，当股票与无风险国债同时争取投资者的资金时，股票必须拥有超过无风险投资的潜在回报率，才有可能赢得投资者的青睐。而这又意味着，当利率很低时，投资者宁愿股票较低的收益率（即较高的估值倍数和较低的收益率），而随着利率的提高，投资者对股票收益率的预期也越高。
尽管联储模型乍一看貌似合情合理，但它显然过于简单了。此外，它在预测长期市场回报率方面一直难有作为。不过，某些顶级投资者还是采用该模型衡量中期市场行情。实际上.在股票估值与利率相悖时，还是可以利用联储模型来预测市场走势。
2.市净率（P/BV）。安东尼•波顿和约翰•邓普顿均采用市净率作为估值标准。不过，该指标在其他顶级投资者当中并不流行。市净率的问题在于，账面价值并不能准确体现公司股权的真正价值。按照传统的定义看，账面价值并不能反映公司的经济性商誉和通货膨胀的影响，因此，在评估公司的市场价值时，投资者不应盲目依赖市净率。
3.价格与重置价值比。该指标类似于市净率，因为它是股票价格与净资产的当前市场重置成本之比。重置价值考虑了通货膨胀的影响，并剔除了会计政策的人为影响。目前，最常用的价格与重置价值比是由詹姆斯•托宾（JamesTobin）提出的“Q比率”（也称“托宾比”）。该比率对美国股票市场长期收益率的预测最为准确。然而，沃伦•巴菲特始终对Q比率持怀疑态度。它的问题在于，资产的理论重置价值会严重高估内行人愿意为该资产支付的价格（如沃伦•巴菲特在20世纪90年代清算旗下纺织业务时，就曾有过亲身体会）。
![[市场高点与底部的标志之二]估值水平](/res/472039.jpg)
4.市销率或市值一国内生产总值比。沃伦•巴菲特和普莱姆•沃萨（ PremWatsa）都认为，从估值角度看，总市值（P）与国内生产总值（GNP）比是评价股市价格水平最合理的指标之一。巴菲特指出，当P/GNP在70%w80%时，股票的价格基本是公允的。
5.股息率（dividend yield）。股息率是一个仅适于评价股票价格水平的指标。需要强调的是，绝对不能将股息率的绝对值作为严格的估值标准，因为股息本身还有依赖于股息的实际分配率。以标普50时旨数为例，在1940-2007年期间，10年期的平均支付率（即10年期的历史真实股息/10年期的历史真实收益）平稳地从83%左右下降为37%。因此，投资者在使用股息率作为估值标准时，一定要考虑支付率的变化趋势。
6.通过价值筛选的股票数量。衡量股价水平的另一种方法，就是看看通过严格价值筛选程序的股票数量（或合计市值）。当这个数量达到历史新高时，说明当前的股票市场可能被低估。反之，则说明当前股市可能被高估。
7.市盈率（P/E）及价格一自由现金流比（P/FCF ）。尽管这两个比率是投资领域最常用的标准，但它们也是最不被投资者理解的指标。在计算这两个值时，分母不应采用前一年的历史价值，因为某个年度收益和自由现金流并不能代表市场的真实盈利能力。
但更糟糕的，则是以下一年度的预期收益和预期自由现金流作为计算P/E和P/FCF的分母。如果这样的话，实际上是增加了它们的不确定性—预期真实与否，能否实现呢？毫无疑问，这会导致它们难以解释。实际上，E和FCF应采用公允的收益和公允的自由现金流，它们依赖于销售额（或GDP）增长率以及利润率的长期趋势。如果存在波动的话，E和FCF则应采用收益和自由现金流的均值。（如果宏观经济增长率波动较大，如政局不稳定的国家，或是中国等不可持续的高增长国家，建立FCF， GDP或收益趋势线基础上的估值并不适用于股票市场，因为对这种类型的国家来说，以历史增长趋势推断未来增长趋势是非常危险的。在这种情况下，采用依托于基础资产的估值倍数可能更适合，如市净率或价格/重置价值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