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哈耶克到凯恩斯，从索罗斯到巴菲特
20世纪30年代，经济学领域肇始了一段著名的争论，争论的双方都是大师级的：凯恩斯、哈耶克，以及他们各自的弟子加尔布雷思和弗里德曼。这4个人中，除了凯恩斯没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以外，其他三人都曾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尽管如此，凯恩斯在经济学中的地位毋庸置疑。这种经济学超豪华阵容的巅峰决战，足以让后人敬仰。
1931年，哈耶克首先在剑桥—凯恩斯的大本营举办了4次讲座，对政府干预市场的凯恩斯主义进行了反驳。哈耶克认为，在已经到来的世界经济大萧条中，用借来的钱投资，从而解决经济不景气的状况，只能让局面变得更糟（这似乎是早期版本的QE）。对此，哈耶克提出了自己的补救办法：让时间解决一切。而此后，凯恩斯用一句名言对哈耶克作出了回应：“长期而言，我们都会死。”
开始，凯恩斯占据了上风，从1929-1933年经济大萧条后的罗斯福新政，到20世纪70年代西方经济衰退，凯恩斯的理论及后来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支配了整个西方经济，政府成为飘在市场上空的幽灵。美国总统尼克松在1971年说“我们现在都是凯恩斯主义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也曾经表示：“我想人人都是藏而不露的凯恩斯主义者。”
但到了1973年，在“石油危机”的冲击下，西方出现了一次严重的经济“滞涨”，凯恩斯主义束手无策，面临破产。哈佛大学著名的宏观经济学家格里高利·曼昆在1992年说，“经济学科向前又发展了50年之后，《通论》（凯恩斯最主要的经济学著作）这本书已经过时了……我们理解经济运行比凯恩斯占有优势”。
哈耶克所侣导的自由主义经济学由此开始“反攻”，成为美国里根政府和英国撒切尔夫人执政的基本信念。在哈耶克90岁生日时，撒切尔夫人曾写信称赞：“您的著作和思考所给予我们的指导和启迪，是极其重要的，您对我们居功至伟。”
凯恩斯和哈耶克的这一场争论在过去发生，延续到现在，也许还将争论到将来……但是究竟谁对谁错呢？
答案是谁也没有错。
哈耶克和凯恩斯争论的焦点很简单——一靠市场还是靠政府。哈耶克追求自由，认为人只具有“有限理性”，人的知识并不完美，从这个立场出发，自由是他永恒的理想，市场干不了的，政府更加干不了；凯恩斯则认为，市场经济也需要管理和干预，一种带有适当干预和管理的市场经济，即所谓的混合经济是最佳的。
奇怪的是，这两种看起来水火不容的经济思想，竟来源于同一个“老师”——瑞典经济学家魏克赛尔的货币经济思想，即“自然利率”。凯恩斯认为，市场利率与自然利率的背离是经济波动的根本原因，央行人为操纵并压低贷款利率，并通过政府干预改变企业家和人们的预期，即可以使经济恢复、就业均衡；而哈耶克则恰恰相反，他认为政府干预“意味着，一部分可用资源再一次被引导至错误的方向，并使一种决定性和持久性的调整再一次受到阻碍。即使闲置的资源的吸收因此而加速，也只等于为新的纷扰和新的危机埋下了种子”。显然，凯恩斯理论的基石在于，人是“理性”的，而哈耶克的目光则停留在“有限”上。正因为这种哲学信仰上的分歧，导致两人观点产生巨大的差异。
如果说凯恩斯和哈耶克论战的“罪魁祸首”是哲学信仰，巴菲特和索罗斯就更是如此。
素罗斯在投资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1998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使他家喻户晓，他曾直言：“我希望人们不要过多地试图研究我是怎样在股市上赚钱的，而是更多地注重我的哲学理念。”与索罗斯相比，巴菲特也不遑多让。他曾因“价值投资”功成名就，其投资言论让许多人迷恋，有关他投资哲学的作品也早已是汗牛充栋。两人殊途同归，他们是最成功的投资者，也是投资最成功的哲学家
至少，他们说明了看起来务虚的“哲学”确实可以赚钱。
经济学要有信仰，投资要有信仰，那么分析财报，自然也需要有信仰。信仰能让人有所坚持，能抵制诱惑。很多人分析财报也好，炒股也好，往往陷入两个极端，要么对踏实的分析嗤之以鼻，迷信于内幕消息和花边新闻，要么则希望一家企业这也好，那也好。可是他忘了，如果一家企业这么好，哪里还轮得到他来买。
信仰能帮助他确定，什么样的企业对他来说才是好的企业。是追求高成长的企业，还是追求稳定的“现金奶牛”；是要寻找稳健的资产来抵御风险，还是打算搏一搏，“单车变摩托”，寻找高收益的企业。确定了自己的目标，分析财报才能有的放矢。
很多人自称是巴菲特的学生、是价值投资的粉丝，但实际上却并不是那么回事。一种人只是用这个口号来包装自己，让自己看上去与“大师”接轨，这样才能忽悠别人的钱袋子；一种则是人云亦云，看到巴菲特靠投资哲学名利双收，于是就想效法先贤，奈何没那个功力；还有一种人就只是说说而已，并没有“知行合一”。
所以，我们不但要有信仰，还要将这种信仰融入我们的实践，融入我们的骨髓和血液，成为我们知与行的指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