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波士顿会见了很多华尔街的分析师，发现他们大多数人都对下半年和明年的收益预测十分乐观。经纪人事务所-致认为航空业将继续引领股市风骚，投资者应该最大限额地拥有并继续买进。我的一些在华尔街傲航空股分析的高级分析师朋友促成了这种共识。
在纽约参观的那天，我问了管理层一些直击要害的问题。我发现美国航空公司的股票价格之高令人咂舌，定在49美元，原因是收益期望很高。当年收益预测为25美分，但华尔街认为我们还只是处于运输业“大年"和一个很长的增长周期的开始，几年后的增长高峰将带来巨大的收益。
所以分析人士认为，当年的情况不算数，次年我们将会看到2~2.75美元的收益，再过一年收益将更大。这是对运输量和增长量的一种推测(它不总是贬义词)。没人真正知道将来会是什么样子，所以推测的成分就占了上风，而大家都持未来是牛市的判断又促成了股票的高价位。
我们必须注意这样一种可能;虽然股票的当前收益也许很小，但将来会随发展而上升。这在生物技术等许多领域的确是常有的事。但当你依赖整体经济状况，而不是关注那些完全由公司控制的因素来作出判断的时候，就无异于又开始了一场胜负未卜的球赛。没有人擅长预测经济走势进而拿一大笔钱当赌注。所以，当你确定对自己所作出的预测、推测，或二者有多少信心的时候，该公司对自已命运的掌握就是一个值得你考虑的关键因素。
对航空股持多头观点的人预测未来的利润空间会很大，以至于许多专业人士还嫌这一看多的共识估计程度不足一他们认为形势应该更“牛气”。我当时的任务就是去查请事情是否真是这样。那时，我还处在事业的早期阶段，很怕失败，于是提出了很多尖锐的假设性问题。我想亲自调研，而不依赖其他经纪人的分析，也不想依靠对趋势的预测等。给我的向题找到十分细致的答案，一切准备就绪之后，我离开美国航空公司总部，飞往达拉斯去参观布兰尼夫国际航空公司总部。1982年后消失了的布兰尼夫公司曾是一家非常优秀的航空公司，由传奇人物哈了.劳伦斯领导。我十分期待会见这个人物,那将是我们的第次会面。他眼光敏锐，购买了超音速客机，比如1969年开始投入使用的协和客机，从此以后他在美国和南美间的航空服务一马当先。他硕大的办公桌后面悬挂着-幅巨画一架飞翔的超音速客机。
在去往达拉斯的路上,我开始琢磨美国航空公司管理层提供的数据和答案。我又重新看了所有重要的假设性疑问，这些假设都是其管理层和我在关键变量上共同作出的，诸如洲际航空市场情况，以及座位和飞机的数量一经营成本巨大。
我以合理的运输量这一数据，在营业增长和相关记录的基础上极其细致地把美国航空公司的利润演算了一遍。令我震惊的事发生了一次年的收益竟不足75美分，这就是大家期待的巨大收益?我将一切数据重新核实演算，结果依旧如此。这个结果把我吓坏了。这将意味着我的结论与众多知名分析师的不同，其中还包括曹经悉心指点教导过我的一对夫妇。
于是，我一飞抵达拉斯，立刻往公司打电话，向我的上司也就是研究总监比尔，希克斯汇报我的调研结果。比尔听了我的陈述后，问道:“那么，对我们的股票一尤其是美航股，你有什么建议?”尽管我也顾及其他分析师的结论，但我还是说了这样的话:“我们或许不该持有这么多美航股。”这种表述本身或许就很怯儒，但坦白地说，一想到凭什么说自己是对的而别人就是错的，我也十分没把握。我回到波士顿后，比尔告诉我，他们会进一步深入研究这个问题。
在波士顿，比尔(他还参与了一个共同基金的管理,并且是研究中心主任)和另一个证券经理细致地把我的报告通读了一遍。他们没有指出我的工作有任何谬误。然而与此同时，他们也对华尔街的观点十分关注华尔街对次年收益的预测是我的预测的三倍。我没有强烈建议威灵顿卖出，只说减仓或许会更谨慎些。结果什么都没发生，直到阵亡将士纪念日前夕我和妻子去西班牙和葡萄牙度假的时候，我们还是继续持有全部美航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