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罗斯忠告：
“英国犯了一个错误”，“把自己和西欧最强的经济体——统一后的德国联结在一起，英国将为此付出代价。”
“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在遇到重大扰动因素之后，必然出现失衡现象。欧洲货币体系正是如此。”“其实，任何汇率制度都有缺点，时间越长问题越多。”
“索罗斯的天才，是早在其他任何人之前便见到和看出了未来发展的整个趋势。他不必看到现实的变化与发展，在他的头脑中，事情发展的过程和结果早就形成了。”
1972年，以美元为中心的固定汇率瓦解后，为了加强欧洲货币合作，建立一个相对稳定的货币区域，1972年1月，欧共体部长理事会着手推行货币联盟措施，在区划内部实行可调整的中心汇率制。1971年底“十国集团”达成的“史密森协定”，规定各国货币汇率的允许波动幅度为规定值的±2.25%的波动幅度。一般人称这为“隧道中的蛇”，因为在汇率变动图上，它就像弯弯曲曲的隧道中藏着一条蛇，洞是“史密森协定”规定的大幅度“蛇”是欧共体内部规定的小幅度。
1972年3月13日欧洲货币体制正式成立。按照该体制的规定，各成员国倾向的汇率波动幅度为中心汇率±2.25%。当市场波动造成的某两个成员国间的汇率波动则不超过接近上下限±125%，当市场波动使得某两个成员国间的汇率接近上下限时，其中央银行必须采取干预措施，保持汇率之稳定。在数十年的实践中，这一体制在各种具体操作层面上不断修正和趋于完善。
不可否认，这一机制是煞费苦心设计出来的一套高明、精密的制度，这样的规定使成员国货币之间的汇率接近于稳定的固定汇率，从而避免各国之间汇率波动过大，有利于欧洲宏观经济运行的稳定和宏观调控者经济政策的实施；同时，它也容许经常性的小幅度调整，为欧洲企业和经济提供了一种弹性的稳定机制，尽可能规避了市场投机，削弱国际投机家的势力，使之很难从中赚取暴利，所以它是一个近乎均衡的制度，几乎达到汇率机制所可能达到的完美程度。该机制在近乎均衡的状况下运作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而英镑则是欧洲汇率机制的一个组成部分。
善于从宏观上观察问题把握机会的索罗斯，随时都在注视着全球的金融形势，特别是那些庞大的可能出现不稳定的体系，更让他感兴趣。他早就盯住了欧洲货币体系，企图从中发现可以利用的机会。可是，在这个体系建立之初的相当长一段时期，由于各国都采取了谨慎的态度，加上德国联邦中央银行强大的实力为其提供平衡条件，所以，还没有发生危机的迹象。当然，即使在80年代发生了危机，在理论上还不成熟、经验还不够丰富、资金也不雄厚的索罗斯，未必有充分利用危机的能力。
然而，现在，“蛇”仿佛已经到了生命的边缘，索罗斯已经看到“蛇"已将死，这是他的机会，他要抓住这一机会，而欧洲的政治家们却还要苦苦支撑。
1992年2月7日，各国又签署了著名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凸显了欧洲各国加强紧密合作的期望，欧洲共同体12国签署的这个条约，目的是为区域性的货币和经济体系做准备，通过建立欧洲中央银行体系，实行共同货币和统一的货币政策，逐步走向全面的统一。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为欧洲货币联盟设定了一个日程表——整个进程将被分为三个阶段，在前两个阶段中，欧共体的成员国要尽力使本国的有关指标达到规定的标准，这些标准主要有成员国之间的通货膨胀差异、利率差异、汇率变动和财政赤字以及公共债务水平。第一阶段的重点在于各成员国自身的努力；第二阶段的重点是加强欧共体的监督，成员国实施多年度的方案，以保障经济的趋同；第三阶段的目标是建立欧洲中央银行体系，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和发行单货币。如果多数成员国能于1996年达到规定的标准，第三阶段就可以从1997年开始，否则开始日期将推迟到1999年1月1日。
条约的签署无疑是激动人心的，这样一个伟大的目标，这样一个美妙的构想，如果在未来成为现实的话，将是欧洲和全人类历史的一次辉煌的进步。事实上，尽管屡经磨难，到2000年1月1日，欧洲单一货币——欧元已经成功地成为了现实，欧洲中央银行也已建立了起来。但是，尽管政府不懈努力，英国至今也未能在国会通过加入欧洲单一货币的提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恐怕不能不归功于1992年索罗斯给女皇子民们留下的余悸了。
然而回首当初，要实现他们的梦想，必须要各国齐心合力，一致行动，不惜节制自已的利益来维护欧共体这个大家庭的利益。如果真正在一个家庭中，为了大家而损失自己一点利益也许不算什么，但是国家呢?就算政府有点国际主义的慈善，当它为了别国而触怒自己的人民，它会有什么样的退路却是可想而知的。
根据索罗斯的反射理论，每种汇率制度都有其缺点，欧洲汇率机制(EERM)也不可避免。事实上，欧共体统一的经济基础非常薄弱，成员国之间经济状况差异很大，人均收入最大差异为2倍，失业率最大差异为15%。通货膨胀率最大差异18%，短期利率最差异为10%。早在马斯里赫特条约签订之前，英国驻华盛顿在使馆经济顾问玛丽·布朗就曾认为，欧共体成员国的经济差异很大，如德国的人均收入为9400英镑，而希腊只有4500英镑；卢森堡的失业率仅为1%，西班牙却高达16%；成员国之间通货膨涨率的最大差异达到18个百分点；短期利率的最大差异为10个百分点，这种经济差异将使共同体无法实行单一的货币政策。
欧洲人的努力要取得成功，太需要彼此的协调和互相帮助了，但是在当时这样的经济基础上，不管他们签了多少文件，发表了多少崇高的演说，有一件事，欧洲的政治家们很难作得到，那就是统的欧洲所要求他们去做的事。
早在1990年英国加入欧洲汇率机制之时，索罗斯就在等待。在他看来，“英国犯了一个错误”，因为这个机制要求成员国的货币必须盯住德国马克。索罗斯认为，当时英国的经济并不强劲，这样就等于“把自己和西欧最强的经济体——统一后的德国联结在一起，英国将为此付出代价。”
在欧洲汇率机制从近乎均衡的过程中，市场参与者的认识存在一个缺陷：预期欧洲各种货币会在持续进行的程序中统一成单一货币，因此认定汇率波动会比过去缩小，每个人因而争相购买较弱势货币的高收益债券，这使欧洲汇率机制变得比以前更僵化，必须面对激烈变革，而不是渐进的调整。英国政府直到最后分钟，还向大众保证欧洲汇率机制稳如磐石，但索罗斯绝不相信。
当索罗斯准备面对制度的变革而下手的时候，别人却在既有制度下行动。大家都预期渐进的改变，他却看出巨人的差异逐渐形成，洞察到重大的不均衡。结果证明索罗斯是对的，最后英镑崩溃了。
欧洲汇率机制潜在缺陷直到德医统后才浮出表面。
前苏联的解体，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的统一，东欧国家出现的变革，这些重大政治事件都给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生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影响。索罗斯根据他的反射理论预测到，“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在遇到重大扰动因素之后，必然出现失衡现象。欧洲货币体系正是如此。”苏东巨变不可能不直接影响到这一体系。货币体系的变动，直接来自于汇率的变化，而汇率的变化，正是索罗斯要寻找的机会。
德国联邦银行在欧洲货币制度之中扮演着双重角色，既是欧洲汇率机制的基础(即当时欧洲汇率机制的临时中央银行)，也是德国货币稳定的法定保护者。在接近均衡期间，德国联邦银行可毫无因难地扮好两种角色。但在德国统一后，东德货币以过高汇率兑换西德马克，从而导致德国联邦银行两个角色之间的冲突。
于是，欧洲汇率机制的不均衡出现了。
首先是德国货币政策与欧洲其他国家货币政策出现的矛盾。
两德的统一，使德国的经济实力有了明显的增强。德国经济发展表现出较强的增长势头。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德国本身也存在着一定的隐患。
因为在两德统一的过程中，联邦德国从政治角度考虑，为了实现两德的经济平衡，持续不断将巨额资金注入民主德国，由此而出现了财政赤字，在德国经济中引发强大的通货膨胀压力。而按照宪法规定，德国联邦银行的职责是必须提高利率以对抗这种压力，德国联邦银行也正是这样做。为了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和防止通货膨胀，德国政府决定相应提高德国马克的贴现率，使马克的存款有较高的利息，以便于吸收更多的存款。
而与此同时，欧洲特别是英国和意大利，正深陷于经济衰退的低谷之中，经济增长速度缓慢，失业人口增加，企业开上不足，消费市场呆滞。在此情况下，它们需要的是降低存贷款利率，以降低企业的借贷成本，使企业获得必要的生机，进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使本国经济摆脱长期增正缓慢的状况，而这恰恰是与德国相反的利率政策。
在欧洲货币体系中，要维护汇率波动幅度，各国的利率水平必须相近。德国的中央银行在这一制度下既要充当德国马克的守护神，维持本国币值稳定，抑制通货膨胀，又要作为欧洲汇率制度的中流砥柱，这两种角色之间产生了矛盾，发生了冲突，根据德国宪法，它就必须首先保证稳定德国马克。
因此，德国联邦银行在欧洲其他国家衰退时强行紧缩货币，导致德国联邦银行不适合担任欧洲汇率机制的稳定基础，从面使一向在近乎均衡的状态下运作的欧洲汇率机制陷入动态不均衡。
另一组矛盾是德国联邦很行的财政政策主张与科尔总理实行的政策之间产生的深刻矛盾。在东德马克和西德马克之间的汇率问题上，以及对于政府赤字如何融通，德国总理科尔和德国联邦银行之间冲突日益激化。
第三组矛盾则是德国联邦银行与欧洲共同货币机制之间的矛盾。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倡议建立的欧洲统一货币机制，以创造一种单一的欧洲货币和共同的中央银行。倡议中的欧洲共同货币是德国联邦银行的丧钟，因为要由欧洲中央银行取代德国联邦银行，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对日耳曼民族期图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东山再起、称霸欧洲的雄心的一个沉重打击，必将导致它对于英镑贬值的压力即使不乘火打劫至少也是保持坐壁上观的态度。而联邦银行官员维护个人既得利益的心态也是其暗中抵制欧洲统一货币机制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索罗斯认为，三组矛盾中，最后一种最不为人所了解，但最具决定性。德国于1990年完成统一，危机却直到1992年才浮现，索罗斯一直在密切注视事件的发展。
德国货币坚挺，利率走高，与一些国家的利率偏低，存款数额下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为了维护本国利益，一些国家通过欧洲货币组织向德国提出了降低利率的要求，可是，德国却拒绝这样做，于是，货币平衡关系的破坏已是在所难免。
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有数以万亿计的自由资本。这些金融资本，从来都是从利率低的地方向利率高的地方流动，从通货膨胀的国家流向货币坚挺的国度。当德国马克利率提高后，立即吸引了国际资金的流入。
首先，是芬兰人纷纷把芬兰马克兑换成德国马克。但芬兰中央银行储存的德国马克数量不高，突然涌现出如此高额的德国马克需求，使得芬兰马克兑换德国马克的汇率急剧下降。芬兰中央银行为了维持芬兰马克与德国马克的比价，被迫抛售德国马克而购买芬兰马克。但是由于芬兰央行实力有限，无法制止汇率的下跌，于是就在汇率下跌不止时，芬兰政府宣布本国货币与德国马克脱钩，实行自由浮动汇率。
所有这些迹象都在证明着索罗斯的设想，他预计在为期不远的时间内，必将有一次大的金融危机。但索罗斯这时并不是一个哲学家，也不当救世主，而是一个敏锐窥视时机的投机家，所以他对验证自己的预言并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在何时何地下手能够获取最大的收益。
于是，在这场即将到来的金融危机面前，就出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景象。一方面是一些国家的政府正在手忙脚乱地采取措施，极力想维护本国货币的稳定地位，另一方面是索罗斯等一批金融投机家们在摩拳擦掌、筹措资金，寻找机会。索罗斯们像深沉老练的猎人等待猎物走人陷阱一样，等待着一些国家金融防堤的崩溃。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像饿虎捕食一样地冲将上去。
虽然欧洲货币体系内的多个国家都出现了汇率危机，但是，索罗斯却是有选择的——“抓大放小”，瞄准了英镑和意大利里拉。
1992年，欧洲货币市场的微妙关系终于显露了出来。从1987年以来，欧洲的货币都盯住德国马克。但是由于英国经济的持续衰退，以及没有理由相信英国有能力让英镑钉在那么高的马克价位上，投机家们开始嗅着猎物的气味，他们感觉到英国迟早会退出欧洲汇率体系的。
索罗斯心中十分明白，欧洲国家击退投机家的唯一方法，是所有国家的利率维持的同一水平上。要是各个国家之间的利率有差异，投机家们就跃跃欲试地要打垮弱势货币。乔治索罗斯打赌参加欧洲汇率体系的国家无法采取一致的立场和行动。
深刻的哲学头脑、渊博的金融知识、丰富的投机经验、加上异常敏锐的投机嗅觉，使索罗斯观察和判断问题达到和看出神入化的程度。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的投资管理经理加里·葛雷斯坦不无敬佩地称：“索罗斯的天才，是早在其他任何人之前便见到和看出了未来发展的整个趋势。他不必看到现实的变化与发展，在他的头脑中，事情发展的过程和结果早就形成了。”索罗斯的等待，已经很长了。从柏林墙崩塌的那一刻起，他就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了。他看出德国统一所花的钱将远远高于德国总理科尔和其了任何人的预测，宏观经济的图谱根植于他的脑中。
索罗斯同样清楚，一场风暴即将到来。他不需要去看华尔街上电子显示屏中变幻莫测的曲线和花花绿绿的、令人眼晕目眩的数字，在他的脑中，有一幅图像，一幅非常简单的图像，一幅足以使其举世瞩目的图像。
欧洲的麻烦已经越来越大，政治家们也在苦苦思索，怎样才能重振经济，索罗斯和其他投机家们越来越坚信英国没法保持那么高的利率，经济那么困难，利率过高无疑是雪上加霜。唯一的解央办法就是降低利息，然而如果这样，英镑的汇价势必走软。英国将不得不退出欧洲汇率体系，而英国却一直硬挺着。
索罗斯为首的投机商们早在几个月前便建立了可观的仓位，赌英镑会下跌。
梅杰和索罗斯，谁将是胜利者?谁是最后的赢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