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历史上的长期友好合作及经济上的互助互利关系，韩国政府被迫向美国和日本两国政府求助，希望通过政府间相互贷款的常规做法得到这两个世界经济强国的支持，以帮助自己渡过金融危机的难关。
然而让韩国人感到羞愧的是，这一要求竟遭到了美国总统克林顿和日本桥本龙太郎政府的婉言拒绝，对方提出“一切援助必须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让韩国政府气愤的是，日本银行在这个时候向韩国宜称，此前借贷给韩国的200亿美元的贷款必须按时偿还，不得延期。
到了此时，对于韩国政府而言，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低头求援，接受该组织提出的苛刻条件。
不久，韩国副总理兼财政经济院长官林昌烈正式对外宣布，韩国政府决定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助，决定暂时借用200亿美元。
但是，韩国舆论界将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款视为“国家和人民的耻辱”，《韩国日报》甚至将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签署协议的日子与1910年8月29日的“国耻日”相提并论，而那正是韩国被迫割让给日本之日，是韩国历史上最屈辱的时刻。
尽管韩国此后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金援助，但投资者并没有表现出乐观的情绪，因为他们不知道在国民情绪的影响下，韩国政府会怎样配合投资者在韩国市场的投资。而且，包括现代、大宇、三星等集团在内的国内大财团也通过大韩工商会议所发表声明，抨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苛刻条件。而随后，韩国总统金大中也表现出对这一事件的不满。但这些不满在沉重的金融危机面前，已经显得微不足道，让人无暇顾及。韩国破产的潮流仍在继续，第八大证券公司—高丽证券公司、第十二大集团—汉拿集团的相继宣布破产清算，更是让危机的阴影笼罩在韩国民众的心头。
12月15日，韩国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取消对韩元每天汇率浮动上下不超过10%的限制，宜布从次日起韩元可以自由浮动。然而这并没有改善问题，韩元继续大跌，破产浪潮更是愈演愈烈。
从1997年年底到1998年年初的五个交易日内，仅在汉城就有500家公司宣布破产，仅1月5日一天破产的公司就达179家之多，而根据韩国中央银行的统计，1997年12月全国破产的公司约有3000家。
当韩国已经疲惫不堪时，索罗斯从后台走上了前台。尽管至今为止还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索罗斯在韩国金融危机中参加了韩元的抛售运动，但金融界的看法是，他不可能脱得了千系。早在1997年10月底，索罗斯就曾对西方媒介说:“韩国将有可能步东南亚后尘。”索罗斯显然不会放过这样一个大好的赚钱机会。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韩国的金融危机积重难返之时，索罗斯飞赴汉城，要向金大中总统面授机宜，俨然一副救世主的姿态。
1998年1月4日，韩国总统金大中同索罗斯进行了会晤，请教遏制金融危机的良方。索罗斯在会晤中表示愿意增加其在韩国的投资，用金大中的首席发言人郑东泳的话说，“索罗斯先生愿意尽其所能帮助韩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