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周期与金融危机: 金融加速器理论的现实解释
纵观人类的经济史，金融危机必然伴随着实体经济的剧烈波动甚至是严重的经济衰退，然而传统周期理论却无法解释金融市场之变化如何能够大幅度改变真实经济变量。伯南克等提出的“金融加速器”理论为我们理解金融市场在经济周期中的作用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本文对金融加速器理论的思想源头和发展脉络进行了梳理，对资产价格泡沫与产出波动、经济周期的非线性、非对称性特征以及信贷的超常增长与金融不稳定性的关系等现实问题基于金融加速器的视角进行了透视。随着现代经济表现出愈来愈明显的金融经济周期特征，我们必须高度关注金融加速器效应对宏观经济政策制定所带来的影响。
一、金融经济现实挑战传统周期理论
短期经济波动是使经济学家着迷的永恒话题。克拉克曾经说过，“现代世界关注经济周期就像古代埃及人关注尼罗河泛滥一样，这种现象间断地反复出现，它对每个人都极为重要，而它的自然原因却无法理解”。我们显然要比古代埃及人要幸运。主流宏观经济学为我们提供了观察经济波动并对其进行数量分析的框架，然而近些年来，经济现实却向传统周期理论提出了越来越严峻的挑战。
传统周期理论面临的最严重挑战之一是不能为金融在经济周期中的作用提供满意的解答。真实经济周期模型和凯恩斯主义的IS-LM模型是宏观经济分析中应用最为广泛的两类框架。虽然两者在许多方面完全不同，然而却都因循莫迪利安尼-米勒定理（MM定理，1958）的假设，其结论是金融市场和信用市场的各种变化不影响真实经济活动。直到20世纪80年代，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仍然墨守MM定理和从生产函数角度推导经济波动原因的理论传统，在br>其框架中，金融市场的作用往往被简单化成一个代表资金流向的函数，无法被引入经济周期模型。随着金融在经济中作用的凸显以及经济的日益虚拟化，现代经济周期愈来愈呈现明显的金融经济周期特征：经济运行与金融市场、资产价格的变化呈现紧密的联系；金融经济活动在内外部冲击下，通过金融体系传导形成持续性波动和周期性变化（Mishkin，1999）；任何微小的变化都可能通过金融市场的放大和加速作用而对一国乃至全球经济产生巨大的冲击，造成经济的剧烈波动甚至严重的衰退。显然，传统周期理论无法为这些现象提供令人满意和信服的答案，宏观经济分析迫切需要寻找更加贴近现实、更具现实解释力的分析框架。前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Bernanke）从探讨“大萧条”的非货币效果入手，发现信贷市场某些条件(如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借贷代理成本等)的变化会放大并传播初始冲击对经济的影响，随后他和戈特勒等人将金融市场摩擦纳入经济周期波动的一般分析框架，阐述了最初的微小冲击通过信贷市场状态的改变被传递和加剧的机理，提出了“金融加速器”的概念。金融加速器理论奠定了金融经济周期理论的基础和一般分析框架，为现代金融经济周期的诸多现象和特征提供了强有力的解释力。
二、金融加速器理论的萌芽与发展脉络
伯南克等提出的金融加速器理论并不是全新的思想，其思想源头可以追溯到剖析大萧条的大师欧文·费雪（I.Fisher）的“债务-通货紧缩-大萧条机制”。Fisher（1933）认为1929-1933年间，在以高杠杆形成的一系列信用链中，初期的商业下滑导致了一些企业的破产和支出下降，并直接导致新一轮的破产潮。在这种直接作用机制以外，是一种涉及所有借款人的更为重要的间接机制在起作用：资产和商品价格给名义债务人造成巨大偿债压力，迫使他们低价倾销资产，这反过来又迫使价格进一步下降，触发金融危机。在费雪看来，广泛的借款人资产负债状况恶化以及与此同时发生的产出和价格的自由落体式下降，使当时的美国经济出现一种债务—通缩（Debt—Deflation）越来越严重的自我加速恶性循环。信用市场条件恶化并不仅仅是真实经济活动下滑的简单被动反映，它们本身就是导致经济衰退和萧条的主要力量。“债务-通货紧缩-大萧条机制”是非常重要的思想，可是当时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时隔半个世纪，伯南克重新唤起了费雪的主题。Bernanke (1983)在分析了美国大萧条期间货币与金融总量的相对重要性后，强调金融系统的崩溃才是决定大萧条的深度和持续性的关键因素。他指出1930-1933年金融体系全面崩溃，市场服务和信息服务效率急剧下降，真实融资成本大幅上升，银行信贷全面紧缩，由此导致1929-1930年的经济下滑转变成长期的经济萧条。Bernanke（1995）基本厘清了“金融危机-信用成本上升-真实产出持续下滑”的微观机理，在此基础上他和戈特勒（Mark Gertler）等人将金融市场摩擦纳入经济周期波动的一般分析框架，最终提出了“金融加速器”。
Bernanke & Gertler（1989）(以下简称BG)在一个“非莫迪利亚利——米勒世界”中，基于一个具有固定规模投资计划借款者（或企业）面对“有代价的状态证实”（CostlyStateVerification，“CSV”）问题的代际交叠模型，阐述了“金融加速器”的基本思想。在CSV框架中，企业家净财富水平的下降会导致外部融资溢价的上升。因此，一个初始的不利冲击（比如生产率的下降）会减少企业家的净财富，导致内部融资能力降低、外部融资溢价的上升，企业由于融资约束收紧而减少投资支出，这进一步了降低下一期的经济活动水平和企业净财富。Bernanke、Gertler & Gilchrist（1996）对此机制进行了梳理，正式提出了“金融加速器”的概念。他们在文中写到，“假设信贷市场存在摩擦或成本、总的融资需求不变、存在不对称信息，标准的贷款行为分析模型证明：外部融资额外成本与借款者资产净值负相关。一般而言，借款者的资产净值随经济周期正向变动（譬如企业之利润和资产价格就是随经济周期正向变动），那么外部融资额外成本将随经济周期反向变动，由此触发企业融资的波动，随之而来的是企业投资支出和生产波动。我们将由信贷市场状况变化导致的初始冲击被放大的机制称作金融加速器”。Bernanke、Gertler & Gilchrist（1996）提出了金融加速器的两个宏观经济动态含义[1]，并运用商业季度金融报告（QFR）的制造业企业面板数据证实了金融加速器理论的预测。该文为检验金融加速器效应的现实存在性提供了基于计量手段的实证路径。
Bernanke等早期的开创性研究激发了众多学者的兴趣，金融加速器模型不断拓展和深化：在BG(1989)模型中，金融合约只在单一时期有效，Gertler (1992)证明即使允许放款人和借款人签订多期合同，类似的结论仍然成立；BG (1989)的另一个简化假设是产出变化仅仅反映在生产率变化和资本存量的变化上，经济中的总就业保持不变，Greenwald & Stiglitz (1993)证明厂商对就业的需求也会受到金融因素的影响，并产生金融加速器效应；Aghion & Bolton（1993）详尽分析了整个宏观经济的短期和长期动态过程；BG(1989) 模型假设真实利率由当前可供选择的技术决定，固定不变，Aghion，Banerjee & Piketty（1997）刻画了当利率变动是内生变量时，此类模型的动态过程如何被影响；在BG（1989）模型里，企业净值顺周期变化的主要渠道是外部冲击改变企业现金流。实际上，企业资产净值更大幅度受其真实资产和金融资产之价值变动的影响[2]。Kiyotaki &Moore（1997）在Hart & Moore（1994)债务合约框架的基础上将上述论点模型化，其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的突出特点是资产价格内生的、顺周期的变化是导致借款人的净财富、信贷可得性、支出和生产水平等波动的主要原因。特别是，Carlstrom & Fuerst（1997)将信用市场的特征方程纳入通常的真实经济周期模型，藉此量化经济周期中代理成本对厂商投资需求和经济总产出的影响，从而建立起一个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这直接启发了Bernanke等的研究。Bernanke、Gertler & Gilchrist（以下简称BGG）（1999）在Carlstrom & Fuerst（1997)研究的基础上，将信贷市场不完美和企业净值纳入动态新凯恩斯（Dynamic New Keynesian，简称DNK）模型的分析框架，设计了一个可供计算的包含金融加速器的一般均衡框架，并通过该模型定量地展示了金融加速器在经济周期中的作用。BGG（1999）是金融加速器领域研究的重要文献，其所建立的数量经济周期中的金融加速器模型为后续学者的理论和经验研究提供了方法借鉴。此后有关金融加速器的大多数研究多是基于BGG（1999）在随机动态一般均衡（Stochastic Dynamic GeneralEquilibrium，简称DSGE）的框架下展开。随后，Bernanke & Gertler（2001）探讨了金融加速器效应下针对资产价格动荡的货币政策规则，提出总体宏观经济稳定和金融稳定目标下的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准则。自此有关金融加速器的研究形成了较完备的理论体系。
三、金融加速器理论的现实解释力
金融加速器理论为我们理解金融市场在经济周期中的作用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基于金融加速器理论，我们能对现代经济周期以及金融危机中的诸多现象给予更加贴近现实，更具说服力的解释。
1．经济周期中的金融加速器
现代经济周期的一个典型特征是周期的萧条、衰退阶段往往发端于资产价格泡沫的破裂。一个典型例子是日本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的长时间衰退。IchiroFukunaga (2002)指出1980s后期到1990s早期由泡沫破裂导致的资产价格剧烈波动以及1990s晚期的银行系统的大规模运转失灵，可能存在非常显著的金融加速器效应。他运用日本数据校准了包含金融加速器效应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结果发现金融加速器机制确实能够解释日本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的经济衰退中企业投资的大幅波动。HitoshiFuchi、IchiroMuto和 HiroshiUgai（2005）同样对日本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资产价格泡沫破裂导致的经济衰退进行了历史考察。他们对BGG（1999）模型进行了修正，并对修正后的模型进行了GMM估计，之后通过模拟发现可识别的净值冲击对产出和价格产生了显著而持久的影响，结论是负的金融加速器效应对1990s和2000s早期日本经济的长期停滞产生了重要影响。
金融加速器效应能否对经济萧条、衰退时期，投资、产出的大幅波动给予更好的解释呢？学者们基于BGG（1999）模型，在随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的框架下，借助真实经济周期的校准技术对此进行了经验研究。Simon Hall （2001）在对1980s后期和1990s早期英国企业的投资支出、财务状况和融资可得性相互关系的考察基础上，基于BGG（1999）模型用英国数据进行了校准、模拟，结果显示有金融加速器的模拟结果能够更好地符合此期间企业的真实活动和融资行为的关键特征，这表明金融加速器效应能够较好地解释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早期英国经济的衰退中企业投资和金融状况的关系以及投资、产出的波动。
现实经济周期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周期动态的内生非线性，货币政策的周期非对称性即是很好的例证[3]。基于金融加速器的视角，我们可以对此给予很好的解释。金融加速器的宏观动态预测之一是随经济衰退程度的加深，金融加速器效应越来越显著(Bernanke、Gertler &Gilchrist，1996）[4]。这是因为在拥有充裕内部资金的经济中，当前企业利润的白噪声冲击对投资支出没有影响，金融加速机制效应微弱。相反，利润波动将对支出产生很大的影响。随着衰退程度的加深，货币政策不仅通过资金成本等直接效应对经济体产生影响，同时由于融资者资产状况的持续恶化导致金融加速器效应越来越显著，从而对经济产生愈来愈显著的影响。现实经济周期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非对称性[5]，一个现实例证是（由紧缩货币政策的）经济下滑初期，小企业存货、销售等下降得更快、更多，小企业在产出的下降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Gertler &Gilchrist，1993，1994）。金融加速器对此同样具有很好的解释力。这是因为，一般而言，中小企业的信息问题更加突出，外部融资的代理成本更高。在经济繁荣时期，顺周期的企业净值为外部融资提供了充足担保，因此不同类型企业的真实经济行为差异表现不明显。而在经济下滑时期，企业净值的变化使得中小企业的代理问题凸显，银行信贷更多地流向大企业，导致中小企业的固定资本、存货投资支出等更早、更大地波动（参见Whited，1992； Kashyap et al，1994；Hu & Schiantarelli，1998；Philp Vermeulen，2002；Vijverberg，2004等[6])。
2．金融加速器与金融危机
（1）金融加速器与亚洲金融危机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学者们基于金融加速器理论对金融危机和汇率制度安排、国际经济波动的传播等进行了探讨，相关的文献如Gertler, Gilchrist和Natalucci（2003）建立的小型开放经济模型，Faia（2001）建立的两国模型，Gilchrist, Hairault和Kempf (2002)的欧元区模型以及Natalucci（2001）的三国模型等[7]。
亚洲金融危机时期，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和印度尼西亚等贬值国经济的急剧崩溃使传统开放经济理论遭到了广泛质疑。传统的蒙代尔-弗莱明模型表明本币贬值将提高外国产品相对于本国产品的价格，导致本国产品被更多地消费，从而通过“支出-转换”效应”带来产出的扩张。基于金融加速器的视角，学者们认为由货币贬值带来的企业资产负债表的恶化是导致亚洲金融危机时期产出急剧下降的主要推动力量（Krugman，1999）。这是因为，东南亚新兴市场的外部债务几乎全部是以发达国家货币（主要是美元）计价的。当企业的收入以本国货币计价债务以美元计价时，未预期的本币贬值严重恶化了企业的资产负债表，这反过来影响了其借贷能力。而贬值进一步恶化了借贷国整体的“资产负债表”，外国资本的风险溢价大幅度上升，外国借贷急剧收缩，由此导致经济状况的进一步恶化甚至崩溃。Cespedes，ChangandVelasco(2004,2003)将上述作用渠道纳入不完全竞争、粘性价格的新兴开放宏观经济模型中，对资产负债表效应导致的产出收缩给予了更加正规的描述，同样的结果被Gilchrist,Gertler&Natalucci(2003)、Tovar(2003)和Cook(2004)等发现。
对开放经济中的金融加速器效应讨论的另一个重点是金融危机和汇率制度安排的关系问题。Gertler，Gilchrist & Natalucci（2003）结合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韩国的经历，建立了包含金融加速器机制的小型开放经济的模型，揭示了影响企业产量的财务状况与汇率体制之间的关系。他们指出，如果将金融危机模型化为对大量的未预期的本国风险升水增加的内生响应，在浮动汇率制下，风险升水的增加将被本国货币的贬值所抵消，贬值减弱了对本国利率的影响，避免了资产价格和投资支出的大幅下降。在固定汇率制下，本国风险升水的增加导致本国利率的立即上升、资产价格的大幅下降和外部融资升水的增加，因此固定汇率体制下金融加速器效应大于浮动汇率制下的金融加速器效应。
学者们亦把金融加速器原理运用在解释国际经济波动的传播方面。Gertler & Gilchrist(2002)分析了金融加速器在货币联盟体系中的应用，结果发现金融市场的摩擦为统一货币区的不对称冲击提供了重要的国别间传导渠道，金融合约不对称的存在放大了货币区国别经济周期的差异。AshokaMody，LucioSarno & MarkP.Taylor（2007）的研究则提供了跨国金融加速器存在的经验证据。他们将信贷市场不完美导致的宏观经济波动与国际间、地区间的经济波动协同研究结合起来，考察了国家间和国别上的信贷周期在解释产出波动中的重要作用。他们运用四个主要经济体和两个地区1971-2001年的数据，发现地区和国家信贷可得性指标在解释产出的共同运动方面具有非常强的解释力。
（2）金融加速器与次贷危机
入21世纪以来，随着美联储为刺激经济复苏连续调低利率，美国房地产市场持续火热，学者们对房地产部门经济中的金融加速器效应给予了高度关注。Aoki等(2004)在BGG模型引入了房地产部门。在该模型中，住房既提供消费流，又是家庭借贷的抵押品，房地产价格的上涨使得家庭拥有更多的抵押价值，反过来刺激其更多地借贷为消费或房屋投资融资，从而推动新一轮的房地产价格上升和经济扩张，货币冲击在房地产价格、住房投资和消费中的作用通过金融加速器效应被放大了。通过模型化以房屋所有权为担保的额外借贷成本的降低，Aoki等指出金融监管的放松和金融创新会强化金融加速器效应[8]。MatteoIacoviello（2005）发展了一个包含名义债务和与房地产价格相连的担保约束的名义货币周期模型，其中金融加速器机制通过两个渠道产生，房屋的担保效应提高总需求对房地产价格冲击的响应，需求冲击推动房地产价格和名义价格同方向运动，并被放大和传导；价格水平的上涨又减少了名义债务的实际价值，由于借贷者的边际消费倾向大于贷款者，以及财富的重估效应从而刺激消费和产出的进一步上涨（即名义家庭借贷进一步放大了房屋的担保效应），产生更加显著的金融加速器机制。
其他学者们运用跨地区（LamontandStein，1999）或跨国（Alemeida，CampelloandLiu，2005）的时间序列数据，在检验家庭（或者消费）金融加速器效应假说的有效性的同时，提供了有关房地产价格、净债务可得性和家庭消费间同向运动的强有力证据，表明了信贷的超常增长与金融不稳定之间的紧密关系，RichardDisney，Sarah Bridges & John Gathergood（2008）发现相对于无信贷约束的家庭来说，房屋价格的上升放松了有信贷约束家庭的信贷约束，因此这些家庭会更多地再融资，从而可能推动房屋价格的进一步上升和商业周期的繁荣。DellAriccia等（2008）的实证检验表明，房贷标准的放松与信贷的超常增长、房价的过快上涨以及按揭贷款的高证券化率等联系紧密，呈现正相关关系，这些研究基于金融加速器的视角为我们透视次贷危机的产生提供了很好的分析框架。
四、金融系统顺周期研究：金融加速器理论的发展方向
金融加速器机制的核心是金融系统的顺周期行为放大了经济体的外生冲击。已有金融加速器的研究是基于信息不对称情况下企业（或家庭）净值与外部融资溢价负相关导致的企业（或家庭）外部融资成本和银行信贷行为的逆周期变化展开。实际上，金融系统的顺周期性来自多个方面：在经济周期的整个变化过程中，银行资本受到盈利水平、贷款质量变化、贷款损失拨备水平以及筹集新资本的成本等内外部因素的影响，具有显著的顺周期特征，而在新巴塞尔协议下，监管当局的资本监管要求导致信贷供给更为严重的顺周期性，风险权重的逆周期波动、评级机构的顺周期行为、公允价值的会计准则等都会增加金融系统顺周期，产生愈发明显的金融加速器效应。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中，银行等金融市场主体的顺周期行为亦是导致金融脆弱性、放大和扩散外生冲击、加剧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这些都表明我们需要更加深入地探讨金融系统顺周期行为的影响因素，不断拓展、丰富和完善金融加速器理论。此外，随着金融系统在国民经济中地位的凸显、金融创新的突破、金融管制的放松以及全球金融一体化的发展，现代经济周期表现出愈来愈明显的金融经济周期特征。在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中，我们必须高度关注和准确评估金融加速器效应所带来的影响，这也是金融加速器理论后续发展中的重要方向。
传统经济理论为何无法预测金融危机？
曾经在顶尖投行和对冲基金从事过风险管理的理查德·布克斯塔伯在《理论的终结》中指出：传统经济理论因为受其“自身方法和结构的制约”而无法承担起预测危机的任务。
伊丽莎白二世曾有过著名的“女王之问”：为什么大部分经济学家都没能预测到2007年至2008年的那场经济危机？回到2003年，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在美国经济学会演讲时宣称，“预防经济萧条的核心问题实际上已得到解决” ，因此宏观经济学已经取得了胜利。然而不到五年后，全球就经历了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危机。传统经济理论究竟为何失效了？
在《理论的终结》（The End of Theory）中，曾经在顶尖投行和对冲基金从事过风险管理的理查德·布克斯塔伯（Richard Bookstaber）从金融市场的逻辑出发讨论了这个问题。他确信，“传统的经济理论受其自身方法和结构的制约，无法承担起”预测危机的任务。布克斯塔伯认为经济受制于四种重要现象，令传统经济模型毫无用处。他对于对冲基金管理人乔治·索罗斯提出的“自反性”理论颇为着迷——对经济状况的观察和信念会改变行为，而这些行为上的改变又会影响经济。未来如此复杂，人际互动的影响如此深不可测，令概率不断变化，人们也就不可能创造出能预测结果的模型。
布克斯塔伯认为，人们必须做的是欣然接受这种复杂性，并且了解系统运作的方式。金融系统中有几种不同类型的代理，每一种都有自己的动机，有些代理——尤其是银行——身兼数职。每个代理在特定情况下的行为方式可能不同。2007年至2008年的金融危机本质上就是负债机构在一个低流动市场上运作的结果。因此，仅观察市场在正常时期的表现对了解它们在危机中会如何运作帮助甚微。
传统经济学家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将布克斯塔伯的见解融入到他们的预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