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从产品经济模式转入市场经济模式轨道，从发展商品经济到股份制企业的兴起，从企业内部股票到面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改革开放以来仅仅十几年时间，股票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在中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然而，从国民经济与企业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看，中国的股票市场还存在着许多问题，迫切需要加以改进和完善。特别是需要指出的是中国股票市场的功能缺陷。
从理论上讲，股票市场在整个市场体系中充当十分重要的角色，在促进经济发展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其主要功能有集资和融资的功能、警示功能、调整功能和约束功能等，中国股票市场近几年来，在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之中渡过了几个极不平常的春秋。对于目前的中国股票市场，人们可以从不同的方面和不同的角度，运用不同的参照指标予以评价和判断。但归根到底，我认为判断中国股市是否正常、是否健康的标准，还是看股票是否发挥了其应有的功能。在世界上的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尤其是在股票市场的不同发育阶段，股票市场上述功能的发挥程度存在很大差异。综观中国股票市场发展状况，可以看出其功能还相当有限，较之应达到的要求尚有很大的差距。
一、集资和融资功能不足
一般而言，股票市场集资和融资功能的强弱，可以从股市发展的广度和深度体现出来。广度即股票市场外延扩散程度，具体包括一级市场、二级市场、“第三市场”乃至“第四市场”的分工衔接状况等，上市股品种结构，股票发行者、经营者、投资者数量结构，中介服务机构发展状况等。股票市场体系分工程度越高，股票上市品种与市场主体数量越来越多，中介服务机构越发达，其集资和融资功能就越强；反之则越弱。股票市场深度体现在不同层面，从宏观方面看，它是股票发行额或股票市值占国民生产总值(GNP)、信贷总额与投资总额的比率；从微观方面看，它是投资者持有股票市值与金融资产总值的比率。
运用这些指标并与成熟的股票市场进行对比分析，中国的股票市场的集资和融资功能还很不足。例如，中国股票市场虽然建立了两个交易所和两个法人股系统，也拥有一定数量的市场参与者，但较之成熟的股市仍然相去甚远，这从股票市值的比较就可以看得很清楚。1993年，中国股票市值仅3700亿元(人民币，约合410亿美元)，直到1995年下半年中国的股票市值也仅为国民收入的13%左右。而1992年初，世界十大股票交易所前三名的股票市值分别是：纽约35739亿美元，东京24070亿美元，大坂20114亿美元，分别是中国股票市值的87倍、58.7倍和49倍。台湾的股票市值已超过台湾一年的国民生产总值，美国的股票市值是其年国民收入的两倍。
从市场深度上看，无论是股票发行额或股票市场与GNP的比率，还是股票发行额与银行贷款额或全社会固定资产总额的比率都很低。另外，企业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尤其是股票融资与间接融资的比例更是微不足道。还有居民持有金融资产结构也极不合理。2001年12月，中国居民持有的银行存款占金融总资产的70%左右，股票所占金融资产比例微乎其微。因为中国股份制和股票市场至今尚处于起步和初步发展阶段，每年发行和上市的股票数量本来就十分有限，股票市场也就不可能有相当的深度和广度。企业债券的发行也受到行政和银行当局的种种压抑和限制，所以数量微乎其微。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目前约有近1万多家企业进行了股份制规范化改组，总股本近8000亿元人民币。而截止到目前，在沪深两所上市的公司1152家，流通市值14560多亿元。由此表明，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进程中，股份制改组与股份流动之间矛盾日益暴露出来。面对发行市场巨大的压力，尽管“两所”不断增加席位，改善设施，也仍然满足不了发行市场不断扩容的需求，同时也给证券市场带来若干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在政策方面，由于对上市公司实行规模配给制，流通市场的运作完全脱离了市场轨道。种种迹象表明，在现有的政策环境中，证券交易市场的现行格局已不能完全适应证券市场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因此，对交易市场的拓展，特别是如何发挥现行格局中区域性市场的集资和融资的作用，就成为我们现阶段亟需研究解决的问题。
二、警示、告示功能微弱
最近几年，中国证券市场中的股市价格运动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1993年2月以前，股价持续上涨阶段，尽管股价与整个宏观经济发展态势基本一致，但是，一方面，股票市场价格上涨幅度过大(这反映在股票价格指数上，也体现在具体的股票价格水平上)。就股票价格指数而言，其上涨幅度大大超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具体的股票价格水平，一般以市盈率衡量，体现在市盈率过高，当时有些股票市盈率达1000倍以上，而成熟股市的市盈率一般在10倍左右。另一方面，股票价格涨跌频度和幅度过快、过猛，而且股价每次涨跌幅度均在50%以上，这在世界股市发展史上都是不多见的。
在1994年2月下旬以来的股价持续下跌阶段，当时深、沪综合指数最高分别为386点和1553点，至1994年5月4日深指收报157.98点，沪指收报619点上，深沪股指又分别跌去57.07%，股价与经济的走势背道而驰(1993年和1994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增长速度达13%)。所以，无论是在股价上涨阶段，还是在股价下跌阶段，股市的警示、告示功能都不明显，有时甚至不具有这一功能，中国股市尚未成为经济运行的“晴雨表”。另外，股市中个股价格与公司经营发展状况完全脱节，绩优股价格低廉，劣质股由于有炒作价值反而价格高昂的情况比比皆是。所以目前的股市价格也不能准确反映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和管理水平。
三、调整功能十分有限
从近几年的股市状况来看，其调整功能表现不尽如人意。一方面，从股价上看，加工工业、商贸、房地产业公司股票价格普遍看好，而基础产业企业股票价格水平普遍低于其他行业公司股票价格。另一方面，从上市公司的构成来看，1995年10月底深圳股市上市公司中，金融综合类占14.5%，房地产类占12%，商业类占7%，公用事业类占10%，工业类占57%。截至1995年10月，上交所上市的102家公司中，工业类61家，占59.8%；综合类8家，占7.8%；商业类15家，占14.7%；房地产类7家，占6.86%；公用事业类11家，占10.78%。总体来看，上市公司绝大部分为加工工业和商贸、房地产企业，而只有为数几家的基础产业。显然，这种股票上市结构背离了产业结构调整方向，加剧了产业结构失衡。在这种状况下，股市的调整功能自然无法发挥。
四、约束功能不强
目前，中国股票上市公司股本结构中，国家股占绝对控股地位(占50%以上)。再加上这些公司国家股、法人股(部分除外)均不能上市流通，广大个人股东通过股票交易活动，对公司经理阶层发挥的激励、约束功能微乎其微。这就是说，在国家股居于垄断地位，国家股和法人股不能上市流通的情况下，广大个人股股东通过股票交易活动对公司经理阶层的“用脚投票”方式发挥不了多大的作用。因此，股权高度集中，一方面使股票上市公司经理阶层难以摆脱和遏制一些大股东对公司经营权的直接控制，进而使公司经理人员难以依据市场发展需要调整经营策略，实施管理创新；另一方面，也不利于经理层在更大范围内接受各种产权主体对企业经营活动的监督和约束。
五、政策性出台，缺乏统一审视
例如，T+0政策的出台，是一个不够成熟的举动。美国和香港的股市技术操作已有100多年的历史经验，至今美国股市的技术操作才搞T+2，香港搞T+1，而深圳股市试验不足5年，由T+8开始，到1993年已用T+0。1990年深圳买进一次股票，要在第8天才能交割，而今一天就能来回4-7次，投资者买进股票后，利润到2角钱就把它卖掉，卖后又买回，因此，目前投资者做短线投资的就占90%，助长了短线炒风。例如，某股1994年每股中期业绩只有0.11元，但在本年10月18日独股飙红，股价由6.09元急升15.60元，一天内一股升9.15元，升幅达1.56倍，股价远远超过一线股。这种现象是不正常的，对稳定股市是不利的。证券市场稳定与否，正确的政策是关键，这是管理股市、制定政策的出发点。
又如，国有股减持出台也是不成熟的举动。在调整不充分情况下出台国有股减持方案，致使中国股市一度受到很大影响。沪市大盘指数从2001年的2300点一度跌到了1300多点。
六、投资结构不合理，封闭型股市仍是目前股市的主要因素
资金量多寡央定着股市的兴衰，但资金量义受到国家经济环境好坏的影响。国外的股市投资结构是多样化的，既有股民投资者(包括大、中、散户在内)，又有工商企业、银行、证券商以及国内外各种投资基金公司的投资者，所以在资金量方面不存在资金短缺和影响新股上市的问题。同时，这些国家通过股票市场引进了不少外资，推动本地经济建设和股市的繁荣和发展。但是，从深圳证交所看，作为经济特区的惟一证交所的股市投资结构不但不能与国际接轨，反而变得单一，都是只有单一的居民投资者和股份制企业的投资者，就算有国内基金公司的建立，也是寥寥无几，甚至有些投资基金公司不但没有把资金投入，稳定股市，反而抽走资金，使股市资金大大减少，影响股市资金供求平衡。但是，国家又要把现有国有、集体企业改造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制公司，是为了企业明晰产权关系，明确政企关系，提高企业素质，转换经营机制的客观需要，进一步促进资源合理配置，提高经济效益，为国有资产增值。这一举措，国家必然不断推出股份企业的新股上市，这就构成了资金量与新股上市的一对矛盾。
另外，在中国股票市场还存在以下几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1.上市公司的规范化问题。上市公司的规范化和素质的提高，是市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前提。中国实行股份制改造，发展股票市场，从根本上是为了促使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但是，许多上市企业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不在转换机制上下功夫。而是把股市当做“圈钱”的场所，以高溢价发行和高溢价大规模配股的方式获取巨额无偿资金。有些甚至把股份制只当成一种形式，使股东大会形同虚设，股东权益受到损害，股东投入资金根本没有
明确的投资方向。股东投资一年非但没有回报，还要掏腰包配股，而企业利润由于跟不上增资扩股的步伐而导致效益滑坡，最终也损害了企业在市场中的地位。股市发展最终还是取决于上市公司对股，东丰厚的投资回报和骄人的经营业绩，而上市公司的不规范行为则直接损害了广大投资者热情，不利于股市的健康发展。
2.监管体制的缺陷及交易所监管不力导致机构坐庄与操纵市场问题。近一年多来，中国股市中，机构坐庄和操纵市场可以说是达到肆无忌惮和白热化的程度。各路诸侯展开了一场罕见的机构多空大战。在这声势大战中，市场投机气氛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之所以出现以上情况，主要是因为监管体制缺陷及交易所监管不力。管理层对机构坐庄、操纵市场这类违规行为，一直未进行严肃查处，以致机构操纵市场的行为愈演愈烈。
3.领导、管理与监督机构之间关系尚未理顺。按照设想，国务院证券委是证券管理机构，属行政职能机关，中国证监委为证券监管理机构，为事业性单位。根据中国宪法规定，只有国务院部委机.构及其他行政机构方能发布行政命令、指示、条例等。而目前，证券委还不是国务院部委机构，中国证监委则在事实上代替证券委行使管理权。可见这两大机构之间的关系是没有理顺的。而且，在实际管理监督过程中，使用了不少行政手段，更有甚者，政府集股市管理者和参与者双重身份于一身，导致机构扯皮，法规不严，违背股市“三公”原则，腐败、违纪违法、股市秩序混乱等一系列严重问题。
七、国有股上市流通实验不够成功
中国证券市场的最大特色与最大难题是存在以国有股为主的占股票总额2/3的非流通股和国家如何减持国有股问题。中国证券市场的原始设计者将同一公司的A股分割为流通股与非流通股，日的是要达到双重目标：既为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募集资金，又不能失去国家对上市公司的控制权。当证券市场放开价格管理，流通股价格节节攀升、非流通股则未同时获得增值从而造成巨大的资本价格落差以后，证券市场便出现了要求“同股同权同流通”的强大舆论压力。
1991年3月深圳市副市长张鸿义最先提出要解决国有股上市流通问题以求股市在动态中得到平衡。1992年4月沪市管理者更明确表示要着手解决国有股问题并宣布将有3000万元面值的国有股直接上市，遭到广大投资者的强烈反对。1993年夏天国有股比重过大的申能公司按1：3比例以12倍市盈率即3元多的价格将国有股配售给社会公众股东并立即上市流通，当时申能股票的流通股价为16元多，市盈率高达60余倍，二者价差很大，因此被视为特大利好，受到投资者欢迎。然而有人却以“同股同价”为由大泼冷水，说低价转让国家股使申能股份国有资产损失数亿元，讥讽这种向别人让利的“雷锋精神”大可不必用在商品交换之中。证监会发言人则针对转让国有股以及当时许多公司国有股东放弃配股权的做法强调“使国有股比重降低有损国家利益”而不主张这么做，申能模式刚开始实验就很快终止了。1994年底某些无力认购配股的上市公司国有股东以保证国有股权利为由宣布有偿转让配股权，使中国股市出现了“转配股”这种国有股变脸上市的新品种。由于再次受到投资者抵制，证监会不得不宜布转配股暂不上市。公众对不能流通的转配股无多少认购兴趣，致使转配股大量压在承销券商身上。1998年夏天证监会不得不宜布停止转配股实验。
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提出国有企业改革的新思路，要求国有企；业“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以后，国有股上市流通问题再次被提上议事日程。1999年底证监会推出了国有股以10倍市盈率价格配售10家上市公司5亿元国有股的试验方案。因最先减持国有股的黔轮胎与中国嘉陵流通股价格的市盈率仅为20余倍，而且国有股减持数量不大，认购后的除权价下降不多，必然出现认购不足的情况，未达预期目的，此次实验又中途作罢。2001年6月12日国务院以筹集社保资金为由宣布按市场价格随新股发行与老股增发新股时捆绑销售部分国有股。此后中国股市展开了规模最大的一次调整，至10月22日跌幅达32%，3个月中没有机会发行一只新股。证监会不得不果断宣布暂停执行国有股减持的再次实验。
国有股上市实验不够成功并非偶然。首先，以公平名义要求国有股与社会公众股“同股同权同价同流通”实质上不公平。因为国有股东是公司募股上市前以较低净资产值计算的价格认购发起入股的，社会公众则以远远高于净资产值的发行价认购新股、配股、增发新股，流通股股东的投资使公司净资产值大幅提高，国有股东即使参与后来的配股，其总投资也远远小于最终实际得到的股东权益。
因此国有股无论是高价与新股发行一同上市，还是用高于或者等于净资产值的价格配售给公众投资者都是不公平的。
其次，以为国有企业解困和为社保基金筹资服务为由强行让国有股上市流通必然使证券市场功能错位。因为面对WTO的中国证券市场不能不对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开放，弥补社保基金之不足则是国有股变现后的用途，而不是证券市场固有功能。6000多万公众投资者本已为国企解困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再让他们为社保基金做贡献，他们实在承受不起。何况让新股发行时就减持国有股违背《证券法》关于发起入股必须持满3年方得上市的规定。
再次，中国证券市场特有的双轨制度实质上是将股票应有的各种权利进行分割，必然产生同股不同权问题。不流通的国有股保持对公司的控制权、经营管理权和投资收益权；社会公众股东除少数有权参加股东大会外仅享有股票的投资收益权。由于高价认购股票，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公众股上市流通，通过流通获得投机收益以弥补投资收益之不足。这是中国股市泡沫过大的制度原因。显然同股不同权则不同价，够资格上市、配股与增发新股公司的国有股价值应在国家实际投资与公司现有净资产值之间，用高于净资产值的价格转让国有股不仅有违公平原则，而且让国有股参与投机，与民争利，必然遭到社会公众抵制。当然，申能模式的成功说明市场能够接受国家适当争利，条件是在国家投资实现增值的同时流通股价风险大大降低，公众投资者获利的希望明显增加。股市管理者最近又宣布拟推出为减持国有股而设的备兑认股证和期权，以为推出对冲品种让股市稳定，国有股就能顺利上市。其实这里的因果关系被颠倒了，只要让数量庞大的国有股包含较多的投机价格上市，股市就稳定不了，备兑认股证与期权只会成为新投机品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