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国际竞争日趋白热化，而且日益冲破民族国家的界限，使国际竞争演变为在一些国家国内市场上展开的竞争。加入WTO，中国由自主开放转变为契约开放，开放国内市场的承诺已经打破了国有资本、民间资本、外国资本之间勉力维持的均衡格局。在新的均衡形成过程中，中国企业不得不面对残酷的市场竞争，而国有企业不得不在其掌握并长期获得垄断利润的行业的壁垒的瓦解之中，探索自己的改革发展之路。JP摩根一位专家预测，入世后电信、电力、交通及互联网将成为企业并购的四大焦点行业。
可以预见的是，入世后，中国将掀起一轮企业并购的狂潮，外资企业兼并中资企业的事件将不断发生。早在入世之前，全球500强企业中的相当一部分就已在华设立了合资企业。入世后，随着外资得以将战略后勤基地前移而大大降低产品生产、营销成本，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战略已作出新的调整。首先，畸国公司在其拥有较强竞争优势的产业，如信息产业、金融、保险、零售、电信等服务领域，进一步增加投资规模。其次，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动机将主要集中于两点：占据较多市场的份额，以及从增强公司全球竞争力出发，利用中国的区位优势和要素优势，在中国设立全球供应基地。最后，跨国公司的投资方式将发生变化。在技术密集型、服务密集型的行业，为了谋求独自控股与控制品牌，跨国公司将愈来愈愿意选择独资方式。在资本密集型的产业，跨国公司很有可能选择与中方组建合资企业的方式。同时，这些产业中的已在国内有较大投资规模的跨国公司，特别是在运输设备等产业中的跨国公司将会积极对其在中国的经营活动进行重组。除了继续利用新建方式外，并购将成为跨国公司进入中国或扩大在中国经营规模的重要方式和必然选择。2001年10月，阿尔卡特以开放技术等承诺条件和支付了3.12亿美元现金并购上海贝尔，即是一个证明。而且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IT业当中，特别是在新兴的光电子产业领域中一些拥有技术优势的中资企业已经被跨国公司收购，或正在成为跨国公司的目标。至于国外的中小型企业，虽然它们的资本可能只有3~5亿美元，但对中国的企业来说，已然是“资本雄厚”的大公司了。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抢占中国市场，这些企业也必然选择并购中国质优价廉的企业。
虽然外资企业的进入将会引发激烈的竞争，但由于中国市场的巨大容量，同时国内消费者的层次也非常之多，外资企业是不可能占据所有市场份额的。目前，国内企业还是有相当大的市场发展空间，并且也拥有一定的竞争优势，关键是如何提高自身的国际竞争力，迅速成长。
任何企业，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和发展，其成长路径不外乎是两条：一是靠企业内部资本积累或积聚，实现渐进式的成长；二是实行并借助于公司制度，通过企业并购，迅速壮大资本规模，实现跳跃发展。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乔治·斯蒂格勒在分析美国企业成长路径时指出，“没有一个美国大公司不是通过某种程度、某种形式的兼并与收购而成长起来的，几乎没有一家公司主要是靠内部扩张成长起来的。”目前的中国企业，要在2~5年内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迅速成长，必须依赖于并购这一企业外部成长的主要路径。
面对客观存在的行业进入、退出壁垒因素，并购是企业实现战略调整以达到外部扩张的捷径。随着中国城市消费市场的渐趋饱和，以及农村消费需求在短时期内难以有较大增长，某些产业生产能力过剩的危机已逐渐显露，如中国的彩电业。而同时中国又存在着有效供给不足的状况，朝阳产业、高端产品蕴含着巨大的商机。因此中国产业结构亟待调整，企业亟待将其过剩的生产能力和新的投资转移到具有市场前景的产业。但是企业退出一个旧产业，进入一个新产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壁垒。如果选择特定产业的既存目标企业进行并购，就可以轻易地越过，如最低资本数量、产品差别、已存企业的规模优势及阻止行为等各种障碍，进入新的生产经营领域，并且可以利用目标企业的生产能力、原料来源、营销网络和各种无形资产，减少投资风险。通过企业间的并购，不仅使个别企业获得新的投资发展机会，而且减少了过剩的生产能力，使特定产业生产规模与市场需求达到均衡，拥有规模优势的企业可以创造新的市场，社会资源获得了重新配置和有效利用，增进了社会福利。此外，由于政府就业政策、社会压力、企业制度缺陷等因素，中国还存在着产业部门]退出壁垒高的问题，主动进行结构调整的企业简直是凤毛麟角，绝大多数企业均是在面临亏损、破产时才进行结构调整，因此并购不仅是企业退出的重要机制，也是企业内部控制系统的有效补充。
核心能力是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战略性武器。所谓核心能力是企业生产、经营和管理过程中形成的一种能使企业保持持续性竞争优势的独特能力，可以是一种领先的技术，不可复制的人力资源以及独到制度文化等。通过并购，一方面，企业可以将其自身的核心能力改造，同化并运用于被兼并企业，以提升被兼并企业的价值创造能力；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可以获得目标企业(例如外资企业)的某种核心能力，并围绕它来调整组织结构、资金配置、资金投向以实现竞争优势，避免漫长的经验积累过程。尤其是在科技在经济发展中作用日益增强，以及中国企业在某些领域R&D能力弱的情况下，企业为获得科技核心能力而进行并购将更为必要。这从80年代开始的企业并购浪潮中已表现出来，美国企业并购更多地集中于并购高科技企业，跨国公司之间建立战略联盟，更倾向于为获得科技核心能力。
中国主要产业部门集中度水平低，企业规模偏小，大中小型企业之间又缺乏必要的分工协作，“大而全”、“小而全”的现象严重。在全球主要制造业中仍然是主要由大企业体制主导的时代，在一些规模经济要求强烈的产业部门，企业若缺乏R&D能力，缺乏对市场整合的能力等规模效益，在激烈的国际国内市场竞争中必然呈现竞争乏力的特征，因此，为迎接入世后现实的竞争国际化，企业需在短期内实现规模经济，而途径就是并购。通过并购，企业可以获得两个层次的规模经济效益：一是通过横向并购对企业资产进行补充、调整，达到最佳经济规模的要求，实现大量专业化生产；或是通过纵向并购有效解决专业化引起的各生产流程的分离，减少生产环节与成本。二是将多个生产单位置于同一团队的管理下，节省管理费用与营销费用。规模经济的效应发挥可以使企业市场份额不断扩大，使企业整合市场的能力不断增强，进而获得某种形式的垄断，这种垄断既能带来垄断利润又能保持一定的竞争优势。也正因为如此，规模经济效应成为中国经济学家关于并购的代表性观点。
为了迎接国际竞争的挑战，配合国有经济的战略调整，中国已经明确提出了“抓大放小”战略，从一般行业和竞争行业逐步退出，进行战略重组，但是现实经济运动表明，中国的兼并收购市场十分复杂，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具体运作与评论存在显著的差别，常常要涉及到所有制、跨产业、跨地区问题，且政策性和动态性很强，再加上大部分国有企业效益低下，负担重，产业结构和企业内部技术结构不合理，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企业并购的动机与效果之间仍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如何使中国企业在入世后，通过并购提高国际竞争力，无疑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
西方第一次并购浪潮发生于19世纪末股份公司制度确立且资本市场有了最初的发展之后，并非偶然，而是具有内在的共生联系，以后在历次并购浪潮中，资本市场的作用则日益深化。在第四次并购浪潮中，在金融全球化框架内创造出来的大量流动资金和新的工具对企业并购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杠杆收购正在演变为一种重要的低成本并购手段。发达的资本市场不但为企业并购提供了融资手段，其关于上市公司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及股价波动的信息，还为并购双方提供了关于企业的各种信息，大大节约了企业并购的信息成本，并且为政府控制企业并购行为提供了依据。更为重要的是，资本市场使产权采取有价证券的形式进入市场，在技术上解决了实物形态资产转让中的各种困难，而且可以打破所有制、地区和行政隶属关系的界限，按照生产社会化的要求实现生产要索的合理流动，对于目前国有企业改革重组有重要推动作用。但是中国目前资本市场还不完善，缺乏企业股票分层次公开发行的交易机制，国有股、法人股不能上市流通，上市公司违规、虚报财务报表等现象严重等等，严重制约了资本市场在企业并购中作用的发挥。因此，对中国企业并购与资本市场发展进行深人研究，显然是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书以中国入世、西方六次并购浪潮及中国并购发展为背量，对企业并购进行宏观和微观两方面的分析，系统地阐述企业并购的动因、效应及外部环境条件，着重就企业并购与资本市场发展的关系进行论述，目的在于为中国企业成功实施并购，迅速发展壮大提供一套本土化的并购理论，并且为政府实施国企改革提供一些政策建议。由于兼并收购理论是产业组织理论、企业理论及公司财务理论中的重要课题，本书在研究过程中，借鉴与发展了已有的理论成果与方法，使用新制度经济学、信息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在运用经济学、管理学基本原理进行规范分析的同时，注重运用案例、统计数据等进行实证分析(例如在对两次并购浪潮等问题的考察中的实证研究)，从而把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有机结合起来；将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结合起来，对中国企业并购实践做出总结，并用定性方法指出企业并购所需要的外部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