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元在全球奠定了霸主地位。然而，新的货币体系面临着两个潜在的制约因素。
首先，美国向各国央行保证，它们可以在任何时候以美元兑换黄金。在20世纪40年代，美国国库的确拥有全球市场上大部分的黄金，足以让它兑现这一承诺。随着世界经济快速发展，虽然澳大利亚西部和南非新发现了金矿，都为全球市场的黄金供应做出了贡献，但是,美元流通量扩张的速度已超过了金矿的开发。黄金逐渐变得稀缺,这就意味着各国央行持有的外汇储备，与美元兑换黄金的承诺不再相称。
其次，世界主要国家货币的汇率高度稳定，这看似不错，却有一个致命的缺陷:美元作为主要储备资金,其前提是美国长期出现贸易逆差，美元才能护散到世界各地，而长期的贸易逆差又必然会影响人们对美元的信心，引起美元危机，这很矛盾。美元突发危机，只是时间问题。
当然，只要各国央行继续持有美元储备而非黄金储备，自然也就没什么令人担忧的。比方说欧洲各国央行就非常愿意持有美元储备，这不仅是因为美元的交易费用低于黄金，还因为它们可以赚取利息。何乐而不为呢?
冷战时期，为了拉拢欧洲各国组成同盟国，美国也乐得让欧洲各国央行赚点利息。反正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说穿了，这都是受利益驱使。美国政府(甚至美联储)输出美元的真实意图，是为美国公司在海外扩张创造新的前哨基地，为美国产品打开海外市场。
随着美国与前苏联之间的关系趋于紧张，西欧的经济复苏，将促使该地区较少受前苏联的影响。于是从1948年到1954年，为了帮助欧洲恢复经济，华盛顿开始实施“马歇尔计划”输了170亿美元到欧洲。因为美元这一独特的角色， 所以美国的贸易逆差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必要的(试想一下，所有贸易均在一个国家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进行)。
然而，面对美元大规模流向海外，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致命缺陷也就暴露出来了:美国的贸易逆差不断膨胀，随着(由每年的收支不平衡造成的)美元债务的增加，人们对美国能否以美元兑换黄金的承诺的信心减少了。
美联储担心，日益扩大的贸易逆差，将导致欧洲盟国怀疑美元兑换黄金的能力。如果这一怀疑变成现实，事态就将发展成各国的银行挤兑欧洲各国政府同时要求将美元兑换成黄金。而美国是无法同时满足它们这些要求的。这样一来，面临崩溃的就不仅是美元，还有全球的金融体系。
那时正值约翰逊总统的任期结束,美联储的决策者计划将货币的固定汇率，转变为可浮动的汇率，但仅限于在狭窄的范围内浮动;美国因越南战争产生庞大费用，又迫使美联储过多地发行美元，以支付累积的债务，这一策略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以美元兑换黄金的前景变得越来越模糊。尼克松总统上台后，面对日益扩大的贸易逆差，确定的政府目标是说服欧洲盟国重估其货币兑美元的汇率，以帮助美国提高出口地位，缩小美国的贸易逆差。
尼克松政府的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是个雷厉风行的强硬派。康纳利为人所知的硬汉形象，至少要追溯到1963年。在青尼迪总统被暗杀的那天，作为德克萨斯州长的他正陪同总统乘坐豪华轿车，子弹也穿过了他的身体。但他后来完全康复了。康纳利的头脑就像他的身体那样顽强,他在华盛顿成功地闯出了一条仕途。作为财政部的领头人，康纳利坚持认为减少预算赤字，将导致美国经济降温，政府绝不能承担这样的风险。康纳利随之转过头，对欧洲各国的国家元首施压。
康纳利有强硬的理由:
如果欧洲:各国希望继续得到美国对它们的军事支持，它们就不得不找出一种方法，重估其货币兑美元的汇率。最后，康纳利对欧洲盟国丢下了他的名言:“我们的美元，你们的问题。”
与其说康纳利公开发表的言论是要说服欧洲,倒不如说他是在强行对欧洲施压。欧洲各国被美国的霸气镇住,在美国的强迫下，只有调整本国货币兑美元汇率，有点打落牙往肚里咽的感觉。这种局面还维持了一段时间。 不过欧洲各国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等到忍无可忍的时候，它们也会撕破脸皮、不讲情面。
美元过剩的危机终于出现，美国的贸易逆差又开始膨胀，蚕食了欧洲各国对美元的信心。欧洲各国因比纷纷抛售美元，按每盎司35美元的价格将美元兑换成黄金，使美国的黄金大量外流。这种情形美国一直撑到1971年。那一年8月，众议院外汇兑换附属委员会发布了一份报告, 结论是:美国益扩大的贸易逆差导致了美元被高估，解决的方法就是改变汇率制度。
报告出炉仅仅一个星期，尼克松便根据这一处方采取了紧急措施。在8月15日,一个非常炎热的夏日夜晚，尼克松通过美国三大电视网络，向全世界宣布放奔美元金本位制，暂停国外央行以美元兑换黄金的权利。
从这一天起, 黄金正是退出了货币体系。其实早在8月初的一个周末，为使美国摆脱经济困境，尼克松就与他的15名顾问聚集在度假地戴维营，他们经过激烈的争辩，才做出放弃美元金本位制的计划。这一举措, 就是后人称作的“新经济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