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罗斯忠告：
“在金融这块领地里，创新的机会比野草更多，我相信即使在一百年以后投资技巧也不会穷尽。问题是你要去创新。”“内部套利就是我的创新。”
“对欧洲的了解使当时的我成了欧洲投资热中的巨擘，情形有如一群瞎子找到了一个独眼人来做他们的国王一样。”
“但是，肯尼迪的措施却终结了我的这一段辉煌史，这也给了我一个教训，那就是：政府的行政措施常常把股市推向了测不准的境地。”
1956年9月，年仅26岁的索罗斯只身踏上了驶向美利坚大陆的客船，来到了纽约那条风云诡异、波澜壮阔的著名的华尔街，他身上只带着5000美元，还在伦敦的时候，有一位亲戚曾交给他1000英镑，请他代做投资，这5000美元就是索罗斯的投资分成一这是他到达美国时的几乎所有家当，除此之外的索罗斯所有的只剩下年轻的梦想。
办理到美国的入境手续时也发生了一件有趣的小故事。索罗斯还只有26岁，美国人认为他太年轻了，除非他的专业国内急需而且无法替代时，才有可能让他入境，因此把索罗斯拒绝子门外。还是劳勃·梅尔帮了忙，他找到一位当作家的朋友，给索罗斯写了一份证明书，说明从事他的套利交易要求必须很年轻，因为他们都活不长。于是，签证终于拿到手了，而索罗斯则念念不忘证明书上的话，希望能早早脱离营利行业。
这一年晚些时候，索罗斯的父母也来到美国，全家在纽约团聚。索罗斯刚到美国的时候还做着想当哲学家的梦。卡尔·波普尔对他的影响太深了，他想看一看美国的开放社会，然后再结合美国社会的实际，阐述一下波普尔的哲学思想。但是搞哲学就意味着受穷，从来就没有富过的索罗斯，此时，对于财富的占有和积聚还没有什么期望，他想的是，能够生存就行了，而把主要的精力用来思考自己想干的事，岂不更好。他到美国之初就是这么盘算的。可是，父母的到来，生活重担的降临，迫使索罗斯不得不重新考虑他的设计。经过面对现实的思考，索罗斯决定，暂时把他的哲学梦存放起来，先到一家金融机构就职，等到生存条件好转，有了大量的时间后，再静下心来探讨哲学问题。
在劳勃.梅尔的推荐下，索罗斯进入梅尔公司(F.M.Mayes)，当然是做套利交易员。索罗斯从交易员做起，但凭着他的才华和对国际市场的了解，他很快成了一名金融分析师。
索罗斯从事的行业在美国是开路先锋，套利成为热门金融游戏是30年以后的事情，虽然套利交易在80年代是金融市场中最炙手可热的交易品种，但前溯30年却是颇为萧条。没有人满怀获利百万的希望，在公司收购兼并题材上搏大头寸——而这却是市场活跃的80年代的一股潮流。在单调乏味的50年代，像乔治·索罗斯那样的交易员只是在不同的市场买卖相同的证券，以细致的研究换取微小的差价。
在美国，几乎没有人比索罗斯更早并且以如此巨大的热情投入到其中。尽管50年代的企业购并尚很罕见，因此套利行业很难有巨额利润，但从这么早的时候就开始密切注意世界各个角落的利率、汇率等等变化造就了索罗斯异常敏感的神经。索罗斯要做的是从一个国家买进证券，然后在另一个国家出售。
开始的时候，索罗斯在国际套利部门工作，当时做的主要是石油股票，原因是苏伊士运河危机使石油价格大涨。危机消退过后，业务日渐清淡，索罗斯的生意变得难做，于是索罗斯发明了一种新的套利业务，他称之为“内部套利”。当时很多公司在发行证券时把普通股、认股权证和债券结合在一起合并发行，一开始时不能分开，而索罗斯则设法使投资者能够在正式的分割许可之前就可以买入单个种类的证券，进行个别交易，这就是一项很好的业务。
他的创新手段很灵验，生意应接不暇，索罗斯第一次为公司赚了不小的一笔钱，名气也开始大了起来。“在金融这块领地里，创新的机会比野草更多，我相信即使在一百年以后投资技巧也不会穷尽。问题是你要去创新。”索罗斯得意地说。
由于梅尔公司规模比较小，业务种类也不多，索罗斯感到自已不能学到更多的知识和经验，很惟再有更大的发展，而且，入境证明书上的话始终盘旋在他的耳畔，这也促使着他希望早日脱离套利交易的职业，以便使自已能够活得更长一些。于是，他与梅尔公司友善地分开了。
离开梅尔公司之后索罗斯便开始在华尔街寻找工作。在自我介绍中，当然少不了介绍他是伦敦经济学院的毕业生，在伦敦的金融机构担任过交易员等内容。
这时，纽约各银行正对欧洲金融界的情况发生兴趣，而这方面的人才又很少，于是，索罗斯立即成了抢手的人物。到华尔街找工作，可不像在伦敦那么难，在伦敦他是到处碰壁，而在华尔街他却可以自已挑选愿意去的地方。
经过分析比较，1959年，索罗斯进入了渥特海姆(Wertheim&Co.)公司工作，继续从事欧洲证券业务。在渥特海姆公司索罗斯受领的任务是，担任欧洲证券分析师，兼证券交易员。幸运的是，渥特海姆公司是少数几个经营海外业务的美国公司之一。索罗斯始终是华尔街上很少几个在纽约和伦敦之间进行套利交易的交易员之一。
索罗斯在那里从事着金融分析业，为美国的金融机构提供关于欧洲证券的咨询。如他所料，华尔街上很少有人对欧洲的情况感兴趣，美国人根本瞧不起欧洲，听凭着欲望在欧洲投资的潮流面前自生自灭。面对当今的全球投资热，50年代显得非常久远。很久以后，美国投资者才终于发现在“大西洋池塘”的另一边也有利可图。但在那时，欧洲人只和欧洲人打交道，美国人只与美国人往来。二战结束没几年，欧洲靠美国“马歇尔计划”输入血液来维持，但经济繁荣却还要等上几年。
索罗斯可没那些狭隘地方主义观念，他从欧洲来，不仅对欧洲了解，而且善于在欧美两相比较中发现机会。在普通欧美人各顾各的时候，他判断机会已经来临了。很快，西欧经济开始从“二战”之后的崩溃状态中缓慢地复苏，紧接着成立了“欧洲煤钢联盟”，它是欧共体的前身。欧洲股价也大幅上涨，开始有美国人注意到西欧有钱可赚，这其中的领头羊就是索罗斯。
分析欧洲证券市场的情况，对于索罗斯来说，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在他之前，并没有人从事过这项工作，因为当时的金融业全球化程度还很低，欧洲的金融市场和证券交易，对美洲还不会有太快的影响。在他那个时代，索罗斯是先锋人物。“他始终走在别人前面，35年前乔治的所作所为，到最近10年才成为潮流。”斯坦利·德鲁肯米勒说，他从1988年起成为索罗斯的左膀右臂。
初试牛刀的机会出现在1960年。
索罗斯的到来，起到了促使华尔街了解欧洲金融巾场情况的作用。在当时通信不发达，信息传递很受限制，缺少起码的信息网络的情况下，要想进行情况分析，确实是很难的事情。但富有创造意识的索罗斯，愿意干这项工作，在这项工作中，他至少有两个长处，一个是熟悉欧洲的情况，至少比美国人熟悉；二是他有一般金融界的职员所没有的哲学头脑，有哲学头脑，就善于分析问题，就会利用推测和分析来弥补实际材料的不足。正是这两个长处，使他喜欢上了这项工作。
分析欧洲市场、金融机构、在世界有影响的欧洲大公司的情况，然后写出分析报告，这就是索罗斯的主要工作。索罗斯每天认认真真地干着这项工作。他为自己服务的公司，递上了一份又一份的报告。在没有充足的信息源，缺少必要的资料的情况下，他怎样写出这些报告呢?
尽管当时能够得到的关于欧洲的信息非常有限，但索罗斯却凭着自己的经验和直觉，加上少量的信息为机构投资者们进行投资分析，他自己称那种作法为“闭门造车”。索罗斯自己后来承认，在写这些报告的时候，有资料时就用资料，没有资料时，就用分析和推测。如果资料充足，主要是依靠资料，在占有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必要的推测，这对于形成客观可靠的结论是有帮助的，然而，索罗斯当时占有的资料很少，在缺乏资料时，进行的推测就很难说有多少可靠性了。
但是，在这些报告中，索罗斯充分发挥哲学头脑的作用，写报告就像写论文一样，讲究逻辑，善于分析，因此，尽管材料和数据很少，他也能把报告写得顺理成章。“在60年代早期，人们(对欧洲证券)一无所知。”索罗斯微笑着回忆当年的情景，“因此我可以为所欲为，任何我分析的公司，我想有多少收益都能归结到它身上。这真是一个外行指挥外行的典型例子。”即使如此，索罗斯仍是这些投资者们倚赖的支柱，索罗斯描绘当时的情形说：“当时我成了欧洲投资热中的巨擘，情形有如群瞎子找到了个独眼人来做他们的国王样。”
索罗斯写出的推理猜测加分析的关于欧洲公司的报告，赢得了许多大银行机构的信任，很多大投资机构，诸如“德瑞富斯基金”(DregrusFund)以及J·P·摩根都唯索罗斯“马首是瞻”，都来求教于索罗斯。因为，这些机构正在考虑对欧洲进行投资，而有关欧洲的这些公同的情况，他们一点也不了解。
索罗斯自己称，在一段时间里，这些大金融机构，竟然对于他这个刚刚从欧洲来的年轻人，言听计从了，他写出的那些以猜测和推理为主，以实际材料为辅的研究报告，被准备到欧洲去投资的人当成了宝贝。在这个时期，索罗斯成了华尔街欢洲经济情况的专家，成了投资热潮中的重要人物。这样，他事业中的第一个高潮出现了。
索罗斯作证券分析员兼干证券交易之类的差使。两者兼顾，对他很有利。作分析员，他把分析结果拿给那些著名的大银行看，银行在索罗斯报告的影响下，看准了哪个公司的证券就操作一把，此时，这个公司的股票就会明显上涨，然后，在高价位上卖出，银行乘机赚一笔。索罗斯是提供情况者，也是银行操作的知情者，因此，在银行操作的同时，他也帮助一些金融机构买进或卖出，赚了钱之后，公司得大头，索罗斯得小头。索罗斯开创的工作，使他干得很顺手，也很得意。
在华尔街，他确实是第一个从事欧洲经济分析工作的人，举例说，在1959年到1961年，索罗斯第一个开始研究德国的银行业，在此期间的1960年，，索罗斯引导一些听信他的分析报告的金融机构，对欧洲股市成功的进行了一次洗劫。他在研究中发现，很多德国银行和保险公司的持股组合价值远远高于总资本额，原因是它们的股票和不动产价值已增值不少。
而另一家保险公司——德国联合保险公司(Allianz)——的情况更明显，索罗斯对它尤其感兴趣，他的一篇文章，指出由于德国联合保险公司的股票和房地产投资组合有所增值，其股票售价与资产价值相比大打折扣，也就是说，这家公司的价值被大大低佔，而公司自己却在从它的资产当中贴现抛售股票，这使得其市值更被人为压低了，这正是大规模购进其股票的大好时机。
于是，德瑞富斯和摩根对他的想法颇为赞赏，开始大量买进联合保险公司的股票。有趣的是，索罗斯的文章引起了德国联合保险公司高级主管人员的不满，并给渥特海姆公司索罗斯的主管上司写了一封信，说它的伙计搞错了，联合保险公司没那么好，那么说会误导投资者。但事实上索罗斯没有错，联合保险公司的股价涨了三倍，索罗斯开始名声大噪。这时，索罗斯的股票分析员的事业也达到了顶峰。
在对德国银行和保险业敏锐而仔细的研究中，索罗斯发现了不容易被一般人发现的秘密，在此基础上，索罗斯写出了有关德国保险业的报告，指出“艾克纳——穆恩克纳保险集团”(AchacsMuenchnesGroup)所属的各家保险公司互相持股，同样，其目前在股市上的价值被严重低估，如果把这些交叉持股的价值计算进去，可以用远远比实际应有的价格低得多的低价购买其股票。在这些研究中，他还把50家关联公司的情况画成张图表，在类举数字的基础上得出了合理的结论，于是他带着自已的分析图表去找摩根银行面谈，结果摩根的总裁看到这个东西之后反应非常热烈，认为索罗斯的推荐的这些股票，有可能会上涨两三倍的价格，这将是欧洲股票价格的顶峰。他等不及索罗斯作更多的备忘录，要他立刻着手买入股票，他们尝过甜头，相信这一次索罗斯仍能慧眼识真珠。这一时期欧洲股市气势如虹，大家都期待着能赚上一笔。
索罗斯的分析没有错，只可惜天有不测风云，美国的海外投资业遭到新上任的肯尼迪政府的沉重打击，索罗斯也在阴沟里翻了船。
“但是，肯尼迪的措施却终结了我在欧洲投资热中的这一段辉煌史，这也给了我一个教训，那就是：政府的行政措施常常把股市推向了测不准的境地。”
60年代，肯尼迪当选，他是以改革和创新的形象出现在公众的面前的，然而，他为索罗斯等跨国投机者带来的却不是好运，而是厄运。肯尼迪为了限制对外投资的增加，维持国际收支的平衡，推出所谓“利益平等税”(InterestEqualizationTax)，向对外投资征收15%的附加税，这使索罗斯的业务毁于一旦。
于是，索罗斯的分析报告也便失去了价值，而且由于美国投资者的热情受到了压制，流向欧洲的美国资金也迅速萎缩，欧洲股市普遍出现了指数下跌，那些本该有一个良好涨势的德国股票甚至也价格跌落，索罗斯推荐摩根和德瑞福斯等购买的德国股票由于利益平等税的征收本就已不能为它们带来预期的收益，如此一来，甚至使它们赔了钱。尽管这些机构没有指责这是索罗斯的责任，但是它们对索罗斯已经不再言听计从了。
生意上的打击是沉重的，然而更令索罗斯愤愤然的是同事的背信弃义。在“利益平等税”推出之前，索罗斯还做了一笔关于东京海上保险株式会社股票的大生意。当时那家保险公司准备发行“美国存券收据”(AmericanDepositoryReceipts，ADRs)，索罗斯的设想是先购进该公司股票，然后以这些股票为后盾出售这种收据。这是一种获利颇丰的生意，但风险同样大，因为假如东京海上并不发行美国存券收据，那么所有利润都将成为泡影。公司所持普通股也只能在东京降价出售，势必损失惨重。利益平等税颁行后，风险骤然增加，这笔巨额投资生死未卜。事实上，这笔生意是得到公司位合伙人的批准的，但当其他合伙人向他提出质疑时，他却矢口否认批准一事，于是索罗斯只好一人独背黑锅。
事情的结果是日本人帮了索罗斯的忙，收据终于发行，公司赚了一笔钱。但索罗斯依旧情绪低落，最终决定离开公司，因为如果他说出真相，势必引发公司内部的彼此不信任，而再和那个撒谎的家伙呆在一起更令人感到别扭、与其左右为难，不如一走了之，离开之际，那位心怀鬼胚的合伙人对他说，只要他保持沉默，他自己也会从此缄口。
索罗斯的事业第一次遇到挫折，他闷闷不乐地离开渥特海姆公司。然而索罗斯天生具有自我调控的能力，除了金融投资事业，他的生命还有重要的另一半——哲学，索罗斯从没停止过他在知性领域的探索，事业上的不顺很自然地又把他的注意力转移到生命的另一半上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