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的“公转私”浪潮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自2007年年初的明星基金经理肖华开始，离职的公募基金经理不少都是顶着金牛基金的光环，不是投资总监，就是明星基金经理，而且密集出击，在行业内形成了轰炸效应，也让公众更加关注起基金经理人事变动。自从那时候起，每每有公募基金经理离开，人们的第一反应就是他是不是投奔私募？
当时已有不少圈内人士册着手指头饶有兴致地细数，从1998年任职至2007年的元老级基金经理，还剩下几个。不数不知道，一数吓一跳，前前后后只剩下4个人，一个是被称为“最牛基金经理”的华夏基金经理王亚伟，一个是华安基金明星基金经理尚志民，另一个是汇丰晋信投资总监林彤彤，还有一个是交银施罗德投资总监李旭利—不过当时谁也没有预想到，李旭利在两年后也投入了私募怀抱。
在公募基金经理高歌凯旋挺进私募行业的同时，也将公募基金行业的种种弊端推到了台面，形形色色的拷问不绝于耳。
尽管一些业内人士承认，“唐建老鼠仓”案对自己颇有影响，但事情的核心不在于“老鼠仓”本身，而是在于这个行业本身的一种不均衡性—激励与责任不相匹配。不管是对“老鼠仓”的严格审查，对基金管理各种各样的硬性规定，还是复杂的人事关系，抑或是短期排名，都给基金经理带来精神上的痛楚。
当然，拷问最直接的还是激励机制。2006年大牛市，收入最高的一位公募基金经理大约为400万元，即使是最牛基金经理王亚伟，也只是有过年薪千万的传言。而同行的平均收入是30万~-200万元不等。与此同时，2006年收入最高的私募基金经理至少拿到了5000万元，而同行的平均收入在200万到数千万元不等。巨大的收入差距直接导致了公募基金经理纷纷转投私募。
吕俊私下里曾表示，自己为上投摩根立下如此汗马功劳，也不过300多万元年薪，凭借自己的投资与管理能力，年薪千万完全不是遥不可及的事。他同时表示，当时除了做投资，还要忙各种行政类事务，几乎都无法准时下班。
![[2006-2008年理性时代]为什么“公转私”浪潮会引人注目?](/res/559682.jpg)
另外，公募基金经理始终处在排名压力的焦虑中，许多公募基金的奖励机制直接与净值排名挂钩。而很多排名都比较短，不像私募，排名一方面可以隐性，一方面可以拉长时间段，都在自己的自由掌控中。
当然，无数转投私募的基金经理都表示，他们同时也在实现人生的价值与理想—既然已经决心投身投资事业，那就不如把这个事情做到极致，私募无疑是最好的归属。他们看好这个行业的前景。在美国，对冲基金与私募基金所占到的机构投资者份额，已经超过了80%，而中国还不到5%。而当时公募的迅速扩张与鼎盛让他们深感惶恐，他们越发想在顶部时刻逃离。这群聪明人在马斯洛需求金字塔寻找到了更高一层的东西。
在这个时候，上海一条原本稀疏平常的马路成为私募行业新地标。这条马路叫做民生路。吕俊、石波、何震等公募转型而来的私募纷纷选择在这里创业，就连老牌的景林资产、券商系的汉华等私募也纷纷在此驻扎。在这里，一抬眼就可以看见浦东世纪公园的大片绿林，而办公室玻璃窗的正对面是联洋社区的别墅。成熟的国际社区加上恬静舒适的环境吸引了这批优秀人士的到来。此后，随着证大集团在2008年8月的正式迁入，私募一条街更是在上海私募圈中形成了一道独特风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