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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证指数由1058.70点开始，连续创出历史新高，最高摸至1756.18点；深证综指则从310点急升至528.88点。在此后的31个交易日中，上证指数和深综指、深成指创纪录地分别上升59.40%和63.26%， 85.53%；同时两市交易量也不断放大，连续数天保持200亿元至500亿元的日成交量。1999年6月25日成交量更是破天荒地突破了800亿元。

“5•19”行情的导火索也脱离不了政策。当年，中国证监会向政府提交的“改革股票发行体制，保险资金入市，逐步解决证券公司合法融资渠道，允许部分具备条件的证券公司发行融资债券，扩大证券投资基金试点规模伙等6项政策建议均获得批准。

政策面利好消息仍不断传来：1999年6月1日，B股印花税降低0.1%；6月10日，央行宣布第7次降息，并明确宣告降息目的之一是对中国资本市场健康发育的支持；6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坚定信心规范发展》，正面肯定了“5•19”的上升行情；6月21日，时任中国证监会主席周正庆表示，“5•19”行情是证券市场发展的重大转折。

这一来势凶猛的行情，让诸多有力无处使的私募们感到一阵畅快。

正受困于“瘟鸡股票”的吕梁，总算吁了一口气。之前，他为了给自己狠下重手的康达尔造势，在各路报刊上频频唱多。随着“5•19"的雄起，吕梁“中国第一股评家”的声誉一下子到达顶峰。康达尔也肆无忌惮地一路飙升，成就了后来的“中国第一庄”。

钟麟也准确预言了牛气逼人的行情，他在自己第一部股市实战书《善战者》的后记中写道：“迎接即将到来的爆炸性主升大浪!”而该书的出版日期，正好在5月初，这一预测基本莫定了他在上海私募圈中的地位。

随“5•19”大势跟庄的第一代职业操盘手花荣称，他在短短一个月就从18万元资金迅速扩大到80多万元的规模。这位此后坐庄西藏明珠的私募，在这次行情中获得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不过，长达3年的牛市伊始，并非对所有人而言都是美妙的。

1999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正式执行。该法填补了我国证券市场多年没有行业法规的空白，严肃处理了红光实业、大庆联谊、蓝田股份、东方锅炉、轻骑集团等公司。与此同时，该法对上市公司涉及关联交易，重组利润计算，提取四项资产减值准备的会计准则、财务信息披露和治理结构三分开作出了规范。

一部分违规资金J洽恰在《证券法》实施之前，利用这波上升顺利出逃，临出前还大捞了一把。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大批急着把银行的钱转移到股市中的中小散户不幸在高位被套。据有关资料统计，这波行情被套资金达1240亿元，给牛市的美好留下了无尽的遗憾。

不过，遗憾的叹息几乎没有发生在私募身上，尤其是当时“坐庄手法”盛行，各路庄家借势控制了整个资本市场。而且，这批当时在资本界显赫的人物，并不像外界以为的那么陈腐与铜臭，他们中的很多人才华出众，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研究得很深入，文字和理论功底深厚。或者说，这批人修养甚高，知识结构全面，而文采斐然刚好是他们表达浩然思想的载体。如果他不是在股市里摸爬滚打，他们在其他行业里同样可能是个“绝世奇才”。而且，他们中的很多人，作为股市里的风云人物，并不追求奢华的享受，而是有足够的定力耐下心来研读艰涩的理论书，并悟道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