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同一个时期的深圳，则完全是另一番景象。
深圳是改革开放的前站，迄今在深圳莲花山公园的山顶上，还立着一块长方形的石碑，上面镂着邓小平同志的亲手题字：“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落款时间是“一九八四年一月廿六日”。
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人民银行派出了一批人去英国考察证券市场，他们回国后，向中国人民银行高层提出了组建证券公司的申请。于是，1985年1月，一家类似于中国人民银行的下属单位但又以公司形式组建的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开始试运营，这是新中国的第一家券商，后来这家公司改名为巨田证券。
试运营的初期，特区证券的员工对证券公司具体业务的了解还是空白，基本都是在做推动国债发行流通的工作，大部分时间就是骑着自行车到各处推销国债。
深圳证券行业在寻求自我发展的过程中，很容易就发现了距离罗湖区仅一街之隔的香港地区。这里可是全球资本市场的前沿，其自由、开放令改革者们印象深刻。
尽管深圳证券市场一开始也从债券开始，但很快就将重心落到了股票上。黄贵显回忆说，香港人一直觉得一开始就要大搞股票。香港人与台湾人视察静安证券营业部时，一直拼命动员中国内地搞股票，这显然与上海初期大力发展债券市场的模式迥然不同。
一份红头文件很快在1986年下发，这份由政府直接下达的文件称，要在国营集团公司系统推行股份制试点。这一动作触动了不少有识之士的神经，他们在无形中推动了深圳证券业的发展。
这之中，有一个人功不可没，他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万科董事长王石。
当时，万科还是深圳经济特区发展集团公司（下称深特发）的下属企业。王石正在为公司的发展犯愁，在企业发展方向、利润留成比例、资金调配等方面经常和深特发意见不和，处境十分尴尬。然而，那份股份制的文件让王石看到了希望，他认为，这是让万科独立出来自主运营的好机会。
他向深特发提出了自己的想法，然而很快就被驳回，因为国营集团里面的人担心搞了股份制，将多设一个董事会，这无异于分散了他们的权力。据称，当时提出股份化改制的金田和原野两家公司同样遭到_L级主管公司的拒绝。
王石无奈，他在日后的自述中表示，他后来通过朋友结识了在政府领导身边工作的秘书班子，请他们帮万科疏通渠道。当时的深圳市市委书记兼市长李a虽然不动声色，但特意安排他的秘书唐火照不定期地约见万科、金田与原野三家公司的老总。这种安排完全避开了这些公司的上级主管公司与政府有关部门，有点像市委书记的秘密通道。
1988年12月，万科股票正式发行，总股本为2800万股，代码为深市000002号，000001号是深发展。
1988年4月，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就开始受理深圳发展银行的股票转让业务，后来又陆续发行了深金田（000003）、深安达（000004），深原野（000005）等3只股票，加上深发展和深万科，俗称深市“老五股”。当时，银行领导班子还讨论决定将老股民的20股并为一股，并印刷一种钞票似的票券作凭证，以示规范。此外还有一个类似存折的小本，用以标明股票拥有者的身份，以便于分红。当时这么做主要是为了激励人们认购。
与上海土生上长的金融上壤不同，深圳对于资本的意识当时尚处于蒙昧状态，即使是改革开放的春风，也是慢慢渗透与滋润。改革的激情更多是靠后来踏上这片土地的改革者带动起来的。因此，在深圳，一开始推销股票并不顺畅，毕竟股票在当时属于新生事物，深发展在发行后几个月时间里，发行计划完成还不到一半。1988年上半年第二次发行，依然门庭冷落。深发展股价长期在20元上下波动，市盈率只有2-3倍，万科亦是如此。
在深发展公开发行遇冷后，深圳市委市政府动员党员干部带头买股票，对这一新兴市场进行支援，这就是日后被广为传说的“摊派”。只是后来谁也没想到，随着股市的升温，官员们原本的支援意想不到地获得了暴利，不少人在此期间成了十万、百万富翁。
有个故事耳熟能详。有个叫刘元生的香港商人，因为对万科股票坚持长期持有，创造了18年投资增长500倍的神话。但是谁也不会想到背后的故事：1988年万科向社会发行股票时，因为认购环境很差，一家本来承诺投资的外商临阵变卦，刘元生因与王石私交不错，才救火性质地认购了原始股360万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