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价是一个相对指标，只是衡量发行价和上市收盘价之间的差距，没有理由认为IPO抑价率高就一定是发行价定得太低造成的。
以上的讨论都暗示着高抑价是发行定价过低引起的，进而承销商能够很大程度地决定抑价高低。但从逻辑上看，这个说法是比较片面的。即便是发行价很接近公司的实际价值，而首口收盘价由于某种信息或其他因素的影响，使得二级市场的投资者非理性地去追捧新发股票，也依然会导致较高的抑价。其实这种称为“部分调整”的现象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这个问题。
从表3.5能清楚地看到，无论在哪个时期，最终的发行价相对初始的发行区间做向上调整的IPO都呈现出更高的抑价率。许多学者认为这种现象的出现是用于发行价没有对询价期间内获得的信息完全反应。即承销商并没有按照询价期间获得的信息来完全充分地调整发行价格，只是调整了一部分，因而被称作“部分调整”现象。Benveniste 和Spindt (1989) 的信息揭示理论亦对这个现象给出了解释，认为这个现象的出现是由子承销商为了奖励信息富有者真实地揭示出其所拥有的私人信息，有意地不将价格完全调整，欲使股票产生抑价，因此这是信息揭示激励机制的使用而导致的一个结果。但笔者认为，当大多数报价都集中在初始询价高端时，承销商适当向上调整发行价，但仍保证在最后的发行价上有一定的超额认购倍数，这种上调区间的行为就成为一种信号发送给了二级市场的潜在投资者。这些潜在投资者看到该股票受到如此多机构投资者的追捧，就会认为它很有价值，进而预期有很大的上涨空间。因此，他们在上市时就会迫不及待地买人，导致首日价格上升很多。相反，当大多数报价都集中在价格区间的低端时，承销商会向下调整发行区间，即便最终仍可能有一定得超额认购倍数，但由于二级市场的潜在投资者看到机构投资者在初始区间的认购不踊跃，所以会认为未来价格的大幅上涨将有较大阻力，也就只有相对较少的投资者愿意在上市首日购买，抑价率自然就相对较低。事实上，明星级分析员的报道就是要达到投资者“追捧”的效果。如果一个很有影响力分析员强烈建议“买入”，那么即使发行价定得较高，由于二级市场上有大量的投资者信服“买人”建议，仍旧会愿意以较高价格买入股票，所以抑价率也依然会较高。当然，如果发行价定的过于离谱，许多投资者由于担心风险过大就会放弃买人，抑价率就会较低。这就表明，发行价和抑价率既可以呈现负相关关系，也可以呈现正相关关系，图3.7粗略地表明了这二者之间的大致关系。
IPO是一场复杂的博奔游戏，如果游戏环境发生变化，或者说评判标准发生了变化，那么原有利益争夺方式也会发生变化。
Tim Lougbran和Jay R. Ritter 的这篇文章提供了许多证据有力地支持了“发行者目标函数变化”这个假说。然而，正是由于金融市场环境的不断发展变化导致了发行者目标的变化。首先，二级市场对公司的估值普遍提高。这对发行公司和承销商无疑都是更加有利的。这也使得承销商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从表3.3可以看到，每个IPO所涉及的承销商数量从20世纪80年代的平均1.5上升到了2000年的3.6，当今的IP0都是由承销团完成的，而主承销商在承销团中的地位非常高，获得的承销费用比例也大幅提高，可以得到60%的份额。提高声誉、争夺主承销商的地位的竞争异常激烈。第二，相比过去，近年来在公司的估值方面，对公司未来增长和盈利能力赋了更大的评估权重，而对现有的有形资产的评估权重有所下降，这个变化从承销商所承销的科技企业IPO的比例可以很好的反映出来。如表3.4所示，承销商对科技企业IPO的承销比例从1980到2000年向大幅提高，并且声誉高的承销商提高的幅度更大。在20世纪80年代和更早的时期，承销商尤其是声誉高的承销商是拒绝为年轻的、尚未被广泛认可的公司做IPO的。例如，高盛作为主承销商，在20世纪80年代只承销了一个年销售额低于2000万的公司，而在20世纪90年代承销了一个这样的公司，到了网络泡沫时期承销了37个以上的类似公司。这些都是由于更加重视预期增长率而带来的结果。然而，未来的增长率很难准确预测，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普通投资者更没有能力微出较为准确的判断，这就无形中引发了对分析员研究报告的需求。
正是由于抑价本身能给发行者和承销商带来间接收益，同时又由于金融市场发生了以上这些变化，使得发行者更加愿意选择声誉高的、拥有全明星阵容分析员的承销商，同时接受较高抑价，一方面能够提高未来销售额，一方面还能获得单方支付。而从承销商的角度来看，为争得主承销商地位，通过向公司的决策者以及风险投资家派送高抑价的新股是一种铰为隐蔽和便捷的贿赂方式，因此也变得越来越普遍。而为了制造高抑价,最理想的方式是既不过低确定发行价，同时又通过传递积极信息来推高二级市场价格。显然，通过明星分析员报道散布积极:信息则能容易地达到这种效果。事实上，绝大多数分析员报道的建议都是“强烈买入”、“买入”，按照CSFB的网络与新媒体主管LiseBuyer在网络泡沫时期的话来说就是:“一些大明星分析员曾经都是啦啦队长，并非分析员。”不得不承认，IPO是一场复杂的博弈游戏，它的复杂就在于信息不对称和委托-代理关系的存在。毫无疑问，如果游戏环境发生了变化，或者说评判规则发生了变化，那么原有的利益争夺方式也就会相应变化。TimLoughran和JayR.Ritter的这篇文章给我们清晰地展示出了一种变化方式对博弈方式和过程的影响。类似地，在研究抑价的国别差异时，也应当从考察游戏环境和规则的不同人手，进而分析博弈的具体过程。从某种程度上讲，抑价可以被看作是IPO过程中各参与方利益博弈过程的一个缩影，它的高低变化也是金融市场环境和游戏规则变化的一个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