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击性对冲基金被认为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对冲基金的大肆炒作；二是制造“群羊效应”。
IMF却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小，其分析如下：
1,对冲基金对各国货币的炒作分析可见，除了泰铢和印尼盾外，其他发生危机的国家似乎并不存在对冲基金的大肆炒作。
2,对冲基金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充当的角色分析“群羊效应”，是指对冲基金持有头寸的消息会鼓励其他投资者紧跟其后、采取同样的行动形成的一种效应。对冲基金的交易活动一般无法逃过其他投资者的注意，特别当交易规模很大时更是如此。因此，人们认为，当金融市场上开始出现“群羊效应”时，对冲基金能起到头羊的作用。
但相反的看法认为，对冲基金只是信息的接受者而不是供给者，对冲基金很可能只是跟风者而非“头羊”。Wei和Kim (1997年)分析了外汇交易商(包括商业银行与其鲍金融实体)所持有的头寸与随后的汇率变化之间的相关性，结果发现两者之间不存在什么联系。他们对那些认为像攻击性对冲基金之类的大交易商拥有关于汇率走势的更好信息以及能更好地预测市场动向的说法表示了怀疑。Koders和Pritsker( 1997年)也作了相关研究，分析了那些在期货市场上拥有了大量头寸的经纪商、商业银行、外国银行、对冲基金、保险公司、共同基金、退休基金以及储蓄贷款机构向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上报的数据。
如何分析金融市场中的群羊效应？
两位作者发现，存在于各个类别的机构投资者中的“群羊效应”并非对所有的期货合约而言都是统计显著的。这些机构投资者的总头寸的变化只有不到13%可以以此来解释，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个数字还不到58%,只是在标准。普尔指数合约及3个月的欧元指数合约中才发现了对冲基金本身之间存在着“群羊效应”。另外一些研究考察发现，在同一时期，对冲基金的头寸与其他交易商的头寸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一种负相关关系，而对冲基金在紧随其后的时间里所拥有的头寸与目前交易商的头寸之间的不存在多少相关性。
换言之，没有证据表明对冲基金在金融市场中的“群羊效应”中扮演了特别的角色，亚洲危机与欧洲、墨西哥危机有两个重要的区别。
第一， 亚洲-些国家的管理当局有能力通过行政控制和道德劝说(Moral Suasion)来限制离岸银行从在岸银行借得国内货币和证券的能力，所以那些能够最方便地出入国内经纪人市场(例如投资银行、国内银行和公司)的投资者最有可能成为市场的领导者第二，与之紧密相关的是，同1994年前相比，投资银行大大扩张了它们在新兴市场上的业务。
这两点意味着1997年事件中的重要参与者不仅仅是对冲基金，还包括其他的机构投资者。Stephen J. Brown等(1998年)就对冲基金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关系作了实证分析，发现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对冲基金经理人作为一个整体导致了危机，尤其无法相信的是索罗斯会成为林吉特的“强盗”。如果说有什么关系的话，就是1997年夏末和秋初，前十名基金在林吉特下跌时可能正买进林吉特，但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减轻汇率的下跌而不是加速其下滑。
第二， 对于亚洲一揽子货币而言，结论基本相同。对冲基金有时有巨大的正敞口，有时有大的负敞口，但它们与亚洲汇率现在、过去或将来的态势均无关。早在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刘遵义先生曾使用综合的模糊评价方法，以墨西哥为参照国家，选用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和金融在世界经济与世界金融环境中的状况与地位的十项经济和金融指标，对东南亚9个国家和地区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进行了历史的实证比较和数量分析，可以反证以上的“事后检验”，东南亚(尤其是泰国、菲律宾、韩国、印尼和马来西亚)金融危机的发生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绝非偶然，不是索罗斯等代表的对冲基金投机所能主宰的，对冲基金及其他国外机构投资者充其量不过是利用了大势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