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我们认为作为金融监管者需要不断认知新问题、研究新问题、解决新问题、适应新时代，但互联网支撑下的所谓“金融创新”是不是就可以把“存贷业务”的杠杆率搞到20倍30倍，甚至100倍？这事儿没什么可以讨论的，不行、坚决不行。尤其是个别金融公司针对极低信用的“次级贷款”使用数十倍、上百倍杠杆把“次贷”规模搞到上千亿，而且未来还要继续使用高杠杆把“次级贷款”搞到几千亿、上万亿，那会导致怎样的后果？是否会给中国金融市场悬上一颗巨雷？时时刻刻威胁中国金融安全？
有人认为，创新与风险相伴，世界上不存在“无风险创新”。这话听起来没错，但关键是风险程度。一个实业公司创新，失败了公司破产，最多牵涉周边的一些债权债务，对社会而言，这样的风险每天都在发生，不会对整个社会构成严重威胁。但金融不一样，动辄就是数百、数千亿，甚至上万亿的资金问题，牵涉人群之大足以撼动社会稳定。所以，不管是哪个国家，也不管企业性质如何，只要你在动用杠杆从事资金融通——金融业务，那就必须纳入监管，必须服从监管，必须守法经营。
不要说监管者被P2P吓倒，而对互联网金融谨慎过度。当年，P2P不都是在“互联网可以解决信用问题”的假设下忽悠起来的？现在的互联网金融公司，如果真有什么独门绝技可以切实解决征信和安全问题，那技术是否可以向监管者公开？在风险得到充分评估、控制充分到位的基础上，适当放大杠杆、小规模试验，逐步完善之后再加大规模。这恐怕才是金融创新的行进方式。
如果仅为一己私利，不惜将整个中国金融、经济体系安全防线打烂，那恐怕不是就不是什么创新的问题了，而是犯罪。
其实，早就有人针对互联网金融、甚至数字经济发展过程的安全问题提出过非常中肯的建议。比如著名的黄奇帆先生，三年前他就指出：基于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必然派生出“五全信息（指信息的全空域性、全流程性、全场景性、全解析性和全价值性）”，而且必然对传统产业构成颠覆性作用。
最近，黄奇帆先生将此在复旦大学讲课的内容汇编成书——《分析与思考》。阅读这本书可以发现，黄奇帆已将当年针对互联网金融发展必须遵从的10条规则，扩展为中国领导干部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的10个问题。但我们认为，黄奇帆揭示的10个问题，依然且完全适用于当今互联网金融发展，应当成为其发展必须遵从的规则。
具体的10大规则分别是：第一，对金融、公共服务、安全类的互联网平台公司要提高准入门槛、强化监管；第二，落实反垄断法，尤其要防范市场份额的垄断程度达到整个国家80% 甚至90% 的企业；第三，限制互联网平台业务混杂交叉；第四，保障信息数据的产权；第五，确保信息数据安全；第六，确保各种认证技术和方法的准确性、可靠性、安全性；第七，凡改变人们生活方式的事，一定充分听证、逐渐展开；第八，互联网平台公司具有社会性公共服务的功能性后，一旦出事，后果严重；第九，防止互联网公司利用人性弱点设计产品；第十，规范和加强互联网平台企业的税务征管。
金融公司就是金融公司，是金融公司就必须接受金融监管，把“挂羊头卖狗肉”当成创新无非是逃避监管而已。为什么要逃避监管？无非是要把杠杆搞得高高的——构建高风险下的暴利金融模式而已。2008年金融危机已经证明了这种“华尔街玩法”的惨败，难道还要让此悲剧在中国重演？
金融系统的任何平台既带公共服务性质、又带确保安全要求，所以黄奇帆提出的10条无非是依据常识、不管什么样的创新金融都必须普遍遵从的、最最基本的规则要求而已。比如，把前三项规则加总在一起，实际是说：但凡金融平台必须有足以覆盖风险的资本金充足率要求，必须有一套关乎经营安全的指标体系，包括必须严格控制杠杆比率，而这一切，没有强而有效的监管则无法实现；金融必须反垄断，这不只是反暴利，更是国家金融安全的必然要求，不能在数字经济时代构建更大的经济帝国、金融帝国，更加“大到不能倒”的帝国必将绑架政府行为，破坏社会公平，最终伤害百姓利益；必须限制单一互联网平台上各种业务混杂交叉，这样的交叉必定会将更大当量的金融风险更深地隐藏起来，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金融“不定时核爆”。
黄奇帆指出的这些必须防范的问题现在是不是全都存在？是不是正在通过资本的扩张而疾速深化？所以，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尽快拿出解决方案，对于监管者而言，已经刻不容缓。而那些总喜欢在“红线“上跳舞的挑战者也必须收敛，在自觉接受监管的基础上，为监管者提供足以做出正确判断的条件和时间，莫让先驱变先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