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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周刊》首席评论员 钮文新

自从二季度数据显示中国经济活力回归，GDP呈现正增长之后，央行公开市场操作一改此前积极状态，出现货币净回笼情况。同时我们看到，CPI回落、名义利率走高——实际利率上升。好在8月17日，央行久违的大手笔公开市场操作再现，7000亿元一年期中期借贷便利（MLF）外加500亿元7天期逆回购的操作，超额对冲了8月17日、26日分别到期的共计5500亿元的MLF，而一年期MLF中标利率持平于上期2.95%的水平，7天期中标利率为2.20%。

很明显，央行是在刻意强化对7天期和一年期——两档利率的控制，并借此对市场利率形成明确指引，一个针对货币市场、一个针对资本市场。而超额释放MLF的原因在于，6月份和7月份，央行货币操作以净回笼为主基调，但通常回笼的是短期资金，而这次相对大量短期货币回笼、同时增加长期货币投放，实际是继续沿袭“收短投长”的操作策略。对此市场普遍认为：第一，扭转了5月下旬以来市场流动性相对偏紧的局面；第二，迎合了8月份政府债券发行较多的需求，显示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更好的配合。

我们说，“收短放长”是货币政策“边际宽松”的有效方法。这就像制作两根“同等拉力的麻绳”，基础材料——麻纤维越短，用量越大；麻纤维越长，用量越少。如果我们把麻纤维视为基础货币，基础货币期限越长，市场达成同样政策效果所需的基础货币数量越少。所以就目前而言，中国实施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根本无须“大水漫灌”，而更有效、更实在的方式就是央行基础货币“收短放长”。

尤其是现在，面对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国货币政策必须发生相应转变，尤其应当在新格局中发挥“先期引导性”作用。毫无疑问，构建“国内大循环”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充分释放中国经济内需，而货币政策作为总需求政策，必须以适度的方式服务于“总需求的不断扩大”，而如此重大的“历史性的客观要求”，显然排斥货币政策紧缩。

8月18日，标准普尔全球评级撰文指出，随着中国第二季度GDP增速好于预期，提振市场，中国市场利率有所上升；同时，随着潜在的通货膨胀率持续下降，从而导致实际利率上升幅度更大。标普认为，实际利率的上升可能会危及中国经济复苏。我赞同标普的这一观点。就二季度经济数据而言，GDP增长率转正，实际与基建投资力度加大密切相关，而民间投资、家庭消费——内生性经济需求实际并未出现有效增长，甚至维系在负增长区间。在这样的背景下，央行收紧货币显然是不适宜的动作。

8月18日，经济、金融学家管涛也撰文直陈己见：既要避免对冲政策退出过迟产生更多后遗症，又要避免退出过快导致复苏夭折。他认为，下一阶段宏观调控至少要考量四个因素：第一，要对经济景气程度做出更加全面准确的判断，关注经济复苏由供给端快速修复转向需求端逐步改善，避免时机不成熟下的政策退出；第二，要注意分析经济复苏的动力源泉是什么，要注重民间投资和制造业投资的恢复状况，而绝不能因公共部门投资拉动了经济增长而使政策过快转向；第三，要注重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的协调配合，货币政策应关注增长、就业和通胀目标，而把打击资金空转套利等问题交给宏观审慎和金融监管，用货币政策抑制资产泡沫，有可能伤及实体经济，是因噎废食；第四，要打好“纾困+改革”的组合拳。

我们需要汲取2010年政策退出过早的教训，而现在，无论是标普还是管涛，他们的意见都很中肯，希望更够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