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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篇“央行论文”很火，它论述了金融危机之下冲击的预期传导和政策共振。文章很长，无法展开，但重要的是四点结论：第一，强调了要加强预期管理的重要性；第二，强调了加强宏观政策国际协调的重要性；第三，强调本外币政策协调性、处理好内外均衡、平衡的重要性；第四，强调中国继续推动货币政策调控框架向价格型为主转型的重要性。

四点结论，尤为值得赞赏的是第一点：加强预期管理。原因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舆论干预市场预期，市场预期决定市场价格，市场价格决定资本流向，资本流向决定利益趋向。所以，政府部门学会和各类市场主体的沟通，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学会使用媒体、把握舆论方向、力度以及预期管理技巧，其重要性不管怎样强调都不过分，而且它还体现着一个国家经济治理能力的强弱。

第二是关于国际间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文章希望“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保持与主要国际金融组织、主要经济体中央银行的密切沟通。既了解其他经济体经济金融的最新进展，以及政策制定者的决策意图和考虑，充分评估对本国经济发展和货币政策的影响，也及时解释本国经济金融形势和货币政策的考虑因素，促进其他经济体央行对本国的了解并将本国因素纳入其决策函数中”。对此我们认为，这只是个“美好的愿望”，而实际“达成协调”几乎是不可能的。美元作为全球霸权货币，它的货币政策对全球、对中国影响最大，但很难想象美联储货币政策植入对中国利益的考量。就算有考量，也一定是设法攫取中国利益的“负面因子”，它不可能构成对中国有利、或双赢——哪怕是中性的“决策函数”。

所以，我们可以倡议，也可以努力，但绝不能去“天真地指望”，更不能把“协调”当成现实。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协调是相对的，不协调才是绝对的。货币政策作为国家意志的体现，还是需要更多体现独立性，这是当今世界大型经济体都在不懈追求的目标。中国作为经济大国，更需要不断通过制度设计、制度创新寻求货币政策在更大程度上的独立，这也是现任中国央行行长易刚先生多年一直强调的目标。比如，中国之所以要在扩大资本开放的同时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其目的就是“更多地获得人民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这是保罗·克鲁格曼“三元悖论”告诉我们的基本原理。

第三是关于货币政策的内外兼顾的问题。一般而言，货币政策对内的主要功能无非是要实现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的三大目标；对外，无非是通过利率变化，干预对人民币汇率水平的“波动”，而汇率水平高低也关乎中国对外贸易的平衡。我赞成“论文”中“以我为主，兼顾外部均衡”的提法，但必须强调：从汇率历史的发展看，无论在怎样的汇率制度之下，所谓汇率均衡理论都无法找到“事实证据”，而这套理论只停留在“有效市场假说”前提下的简单逻辑推演。所以还是那句话：均衡是相对的，失衡才是绝对的。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制度货币政策，必须牢牢把握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坚持“以我为主，确保外部失衡不太过分或可以接受”的货币政策原则。

第四是继续推动货币政策调控框架向价格型为主转型。“论文”说：“主要经济体中央银行大都采用以价格型为主的调控框架，推动调控框架向价格型为主转型有利于加强与主要经济体中央银行的沟通和协调，提高宏观政策国际协调的效率。”很遗憾，这个说法不符合事实。需要提醒：这个判断如果放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那应当说：正确。但金融危机发生之后直至今日，依然坚持这样的判断，那不仅不符合事实，而且是个严重错误。事实是：金融危机发生后，全球主要发达国家均采用了“零利率甚至负利率”政策，而按照传统货币学理论“零利率或负利率”证明利率之于货币政策不再发挥任何调节作用，也就是价格型调节手段基本作废。在此背景下，所有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均大量采用“数量型”手段实施调控，所谓“大规模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QE政策）”就是典型的数量型调节手段，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因大量释放基础货币而扩张5倍，这才是事实。

所以正确的判断至少应当是：主要经济体中央银行大都采用“价格+数量”——两类工具调节框架，怎么能说“以价格型为主的调控框架”？专家谈问题需要实事求是精神，而眼下更需要认真领悟“伯南克+耶伦时代”和“沃尔克+格林斯潘时代”对货币政策原则所存在的巨大认知差异，认真面对“新时期、低利率时代”的货币政策变革。更应当依据中国经济高质量创新发展的要求，重新制定货币政策目标原则，并围绕它设计货币政策手段，而切忌因循守旧、照抄照搬，让中国经济发展痛失历史机遇。

还是那个观点：协调是相对的、不协调才是绝对的；均衡是相对的、不均衡才是绝对的。不能因为“追求短暂、甚至无望的协调和均衡，而让中国经济绝大多数时间浸泡在难受的过程中”，货币政策调节的是经济肌体当中的血液，意义非同小可，不允许任何闪失。所以，作为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无论是数量还是价格，都不该是“孤立的个体”，金融市场讲求的就是“基本量价关系”，将二者对立或者厚此薄彼，本身就违背了基本经济规律和事物发展的基本辩证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