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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来看一个公式推导：因为弗里德曼说：通货膨胀无论如何是货币问题，而且“通货膨胀＝物价上涨”；所以简单等量替换后则有：物价上涨无论如何是货币问题。正因如此，抑制物价上涨就必须紧缩货币。

在您的认知中正是上述逻辑吧？但如果您看到“物价上涨无论如何是货币问题”这个命题时，您还确信上述逻辑的正确性吗？显然，物价上涨无论如何是货币问题——这个结论是错误的。因为我们可以举出反例否定这一命题。比如，国家统计局刚刚公布的CPI数据显示，2019年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3.0%。这当然说的是物价上涨？但这样的物价上涨是货币问题吗？很明显，本轮物价上涨全部集中在猪身上，而猪肉价格上涨又是因为供给不足，绝非所谓“货币超发”。

具体看，9月份猪肉价格上涨69.3%，仅此一项，就影响CPI上涨约1.65个百分点。同时，在猪肉价格带动下，禽、蛋、水产、粮食价格全部上涨，并对CPI构成严重影响。而这些价格上涨都不是货币因素。

应当准确地说：导致物价上涨的因素很多，而货币只是物价上涨的因素之一，只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必要条件”。那是不是弗里德曼错了？很遗憾，弗里德曼没错，错的是弗里德曼的“学习者”。实际上，弗里德曼只是在研究“物价与通货”的关系，而并未研究其它因素和物价的关系。后来是“那些把货币理论奉为圣经”的货币主义者、尤其是所谓“中央银行家”们把“通货膨胀无论如何是货币问题”绝对化了。这实际是非常危险的。

我们看到的事实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国央行都在反思，而且在行动上做出了重大变革。10多年来，那些聪明无比、谙熟货币理论的央行行长们敢于大规模向金融系统释放基础货币正是“改革的例证”。

在我学习货币理论时发现：“多发货币、推高物价”存在一个重大的“隐性前提”：整体社会需求旺盛而供给并未随之增加。这个条件非常重要，它揭示了物价上涨真正的“充分必要条件”应当是：供不应求。换句话说：供求关系变化才是物价涨跌最根本的决定因素。

经济学家向松祚先生曾在其著作《新资本论》中专门论述指出：通货膨胀与央行基础货币发行无关，而是商业信用大幅扩张的结果。我认为，这样一些研究是很有意义的，它关乎货币政策调节应当如何进行的重大问题。许多人、尤其是股票市场的分析师，他们见到CPI上涨就喊货币政策可能会“收紧”，这是一个极其无脑、极不负责的行径。

我们可以肯定：紧缩货币改变不了猪肉的供求关系。因供给不足导致CPI上涨，不该使用紧缩货币的方法抑制，而只能通过增加供给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