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光远：高收入群体不需要加税，而是要合法纳税
当下中国的发展阶段所讲的共同富裕和改革开放前40年不一样。前40年主要的任务是做大蛋糕，把中国经济总量搞上来，创造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
那时的中国处于一个非常特殊的阶段，我们要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大家把中国经济蛋糕做大。所以更多体现的是效率，那时提出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意味着过去的分配是将初次分配放到第一位，也就是鼓励更多的人去创造更多财富。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创造了一个奇迹般的增长。到今天为止，中国人均GDP超过了1万美元，基本达到全球平均水平，到发达国家的水平还有一段距离，但是基本上达到了小康水平，告别了绝对贫困，大家基本的生活需求得到满足。
我们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提出共同富裕的话题？因为很多国家走过的路证明，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如果解决不好分配问题，社会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矛盾，过去叫“中等收入陷阱”，其实不是收入陷阱，而是没有把蛋糕分好，经济发展动力没有了，我们到今天这个阶段，之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吸取了很多国家这方面的教训
接下来就是第二个问题，共同富裕在这个阶段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过去对初次分配过于重视，到这个阶段以后，二次分配就会上升为最重要的问题。
这次共同富裕的重中之重在二次分配，通过一些税收和其他的手段，一是要解决收入过高的问题，也就是怎么样来限高；二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范围，尽可能把低收入群体慢慢变得越来越小，所以我们的目标形成一个橄榄型的结构，穷人和富人都比较少，中间阶层多，这是最稳定的社会结构。
第二次分配除了政府层面、税收层面的努力之外，更重要的是要解决当下很多低收入群体本身面临的问题。现在有很多人提到二次分配，就好像要对富人征很多的税，也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个概念。二次分配不仅仅是要分企业的，还要在政府这个层面把钱分好。
二次分配里，政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一是要考虑在国民财富大蛋糕里政府拿走的比例是不是合适，二是政府切走的蛋糕里有一部分是社会管理成本、有些是为了民生，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一部分是行政管理成本。一个公认的事实是行政管理成本有点高，所以要压缩共公务员数量。如果蛋糕里给老百姓的多，大家幸福指数就比较高，如果养的官员多了，大家幸福指数就比较低，这些细节是需要关注的。
解决共同富裕问题不能主要靠第三次分配，比如有钱人、有钱的企业等，通过捐助来做一个补充。在任何社会里，第三次分配都是一个补充，都是第一次分配和第二次分配基础上的一个小的分配，它不是一个大的分配，所以现在我觉得很多人把这个事情带偏了，完全倾向第三次分配会变成了强制捐钱，就是要富人把钱拿出来，把股份拿出来等等，这不是正常的第三次分配。
第三次分配首先必须是自愿的，其次要形成一个捐赠机制。到目前为止，第三次分配本身存在的问题是没有好的捐助机构，这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们讲这三次分配里边，在当下这个阶段，如果从政策层面来讲的话，过去我们叫效率优先，兼顾整体，那么现在是叫效率跟公平要同等重要，因为如果说你像过去一样，仍然是考虑效率，贫富差距收入过大的话，这个社会本身是没有发展动力的。穷人越来越多的一个方案对我们来讲不是我们的初衷，不是我们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