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学领域，亚当·斯密(Adan Smith)这位经济学之父的名字如雷贯耳。尽管抱怨“在牛津时期对他毕生事业影响不大”，“唯一的收获是在牛津的图书馆里阅读了大量格拉斯哥大学没有的经典文献”，但作为现代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亚当·斯密依然被牛津大学巴里奥学院奉为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泰斗和校友。
吉姆后来向笔者透露，对他的经济学思想和投资生涯有深远影响的有两位亚当·斯密，其中最重要的一位经济学思想领航人是他在牛津大学巴里奥学院的前辈——18世纪享誉全球的经济学家、《国富论》(TheWealth of Nations)的作者亚当·斯密。罗杰斯在牛津时，他所学的专业课程中亚当·斯密的著作是必读书目，他当时的道德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等课程基本是踩着亚当·斯密的脚印走过的。
亚当·斯密，这位出生于英国苏格兰法夫郡小镇柯克卡迪的18世纪著名的经济学家和哲学家，至今其出生日期依然存在争议。1723年6月5日，亚当·斯密在柯克卡迪受洗,他那既是律师，也是苏格兰军法官和柯克卡迪海关监督的父亲在其出生前六个月去世,仅留下母亲玛格丽特——法夫郡斯特拉森德利大地主约翰·道格拉斯之女——与他相依为命。
幼年的亚当·斯密曾被一群吉普赛人诱拐，不久之后被他叔叔赎回。亚当·斯密14岁就读格拉斯哥大学，师承爱尔兰哲学家哈奇森(FrancisHutcheson )。研读伦理学(也称道德哲学)，同时学习拉丁语、希腊语、数学等课程。哈奇森对其影响深远，在前者的熏陶下，亚当·斯密初步形成了对自由、理性以及言论自由的思想构架，以至于后来亚当·斯密称哈奇森为“永恒的哈奇森”。
1740年，亚当·斯密获奖学金就读牛津大学巴里奥学院，在牛津求学6年。当时正是牛津历史上最为糟糕的时期，学校里派系林立.导师们无心教学，对工资收入和流行小说的兴趣远比对学术的追求及对学生的重视程度要高得多。斯密抱怨“牛津大学很大一部分教授在很多年里都不上课”。好在与巴里奥学院咫尺之遥即是牛津最大的斯德林图书馆，让他有机会在那里研读了大量英文、法文经典著作。
1746年8月，受健康困扰的斯密没能完成学业就离开了牛津，从此再未回到牛津。直到1748年秋天，在他人的资助下他开始在爱丁堡大学演讲，讲授修辞学和英国文学。1750年，斯密被推举为格拉斯哥大学逻辑学教授，开始了与格拉斯哥大学长达13年的情缘。1752年斯密又改任道德哲学教授，主讲自然神学、伦理学、法学、政治经济学以及“治安与税收”等课程。斯密讲授的道德哲学的部分讲义成为他后来发表的《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Moral Sentiments)和《国富论》中的重要内容。而他在1752年讲授的经济学课程中已经有了浓厚的自由贸易学说的痕迹。
曾梦想自己成为诗人的斯密十分酷爱古典文学，爱诗如命，这为他最终在讲堂上展示其旁征博引、如诗般语言的风趣教风奠定了基础，最初学生们发现，斯密有些口吃，而且表现出少有的羞涩与不适，后来才知道这是斯密对陌生环境的自然适应过程。一旦熟悉了环境，斯密在课堂上常常妙语如珠，雄辩无敌。
早在他的《道德情操论》出版之前，斯密已是风靡格拉斯哥全城的明星人物，他的塑像被请进书店橱窗。他每次在课堂上的经典妙语和别具一格的观点成为街头巷尾的热门话题，甚至于他的讲话腔调也成为大量“粉丝”追随的模仿范例。
1759年斯密发表《道德情操论》，好评如潮。很多境外富裕的学生因对《道德情操论》的追捧。放弃到其他国家求学，直接申请前往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注册在斯密门下听课。
这样的狂热令斯密和他周围的朋友感到既惊讶又高兴，以至于他的挚友大卫·休漠。在给他的信中调侃，这样一部学术著作居然被普通公众叫好和疯狂追捧，实在是一件“最为不幸的事情”。
《道德情操论》从道德伦理的角度来阐述公民在追求幸福生活过程中的人性特质，强调同情是人类行为的基础，全书开篇对“同情”进行了这样的定义，他认为人的天性中会有一些根深蒂固的特质，即“无论人的天性有多自私，他总是会对别人的命运感兴趣，会去关心别人的幸福，尽管他什么也得不到，除了为人感到高兴而已。当我们亲眼目睹或是设身处地地想象他人的不幸时，同情或怜悯之心油然而生。我们常为他人的悲痛而感到悲伤，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就像人性中所有与生俱来的情感一样，这种情感并不专属干仁善之人，尽管他们可能对此感觉尤为敏感，哪怕一个无视社会规范和法律，恶贯满盈的无赖，也不会完全丧失同情心”。
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首次提及“看不见的手”，他认为，人类天性中的利己主义本能地在迫逐自身利益的过程中会增进社会利益，即促使自私的富人将自己的经营成果分配给穷人的实际上是受“看不见的手”驱使，促使他们向社会公德靠拢。书中这样描述，“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们对生活必需品做出几乎等同于在分配土地时所做出的分配一样，从而增加了社会利益，为不断增多的人口提供生活资料。”。斯密认为人类的利己主义并不是狭义的自私，而是包括同情在内的一种情感本能。谈及社会利益的分配，斯密认为，“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它注定会威胁到社会的稳定。”
《道德情操论》出版后，斯密一直对该书进行反复修订，可以说终其余生对《道德情操论》进行修订。《道德情操论》曾先后干1761年、1767年、1774年、1781年再版，直到他去世前的1790年，《道德情操论》正在进行第6版的修订工作。尽管《国富论》令斯密广为人知，但斯密自己认为，《道德情操论》远远超越他此后出版的《国富论》。
1761年，斯密被任命为格拉斯哥大学副校长。1763年，受当初引荐斯密认识大卫·休漠的查尔斯·汤森德(Charles Townshend)之邀，斯密担任其子巴莱克公爵的私人教师，年薪600英镑，并陪同其游历欧洲，他曾先后拜访了伏尔泰、达朗贝宁、弗朗素瓦·魁奈等法国著名学者，逐步完善了他的经济学理论构架。
三年后回到英国的斯密彻底辞去了格拉斯哥大学教授职务，隐居家乡柯克卡迪潜心写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这部著作历时六年，修改了三年的经济学巨著最终于1776年3月出版，短短六个月内首印书籍即告售罄。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横扫英美及整个欧洲大陆，其“现代经济学开山鼻祖”的地位一时无量。但写作《国富论》也为斯密的健康积累了恶果，此后健康问题一直困扰斯密直至其去世。
1778-1790年斯密与母亲及一个表兄定居爱丁堡，1778年他继承父业，被任命为苏格兰海关专员和盐务专员，在这个据称年薪高达600英镑的肥差上，斯密依然十分敬业，但也曾因思想专注出现差错。一次他在专心思考间题的时候，竟然在公文上自己签名一栏签了前一个签名者的名字。
1784年斯密被任命为格拉斯哥大学校长，但因其母亲同年去世一直未上任，至1787年斯密履约任格拉斯哥大学校长一直到去世前一年。在生命的最后三年时间里，斯密一直在修订《道德情操论》以及另外两部涉及法律和艺术的著作。1790年7月17日，斯密因病在爱丁堡去世，享年67岁。
在他去世前两周，也许预感到自己时日不多，一生追求完美的他指示一位执行人将自己未完成的手稿全部销毁，斯密葬于卡农门教堂墓地，其墓志铭仅“《国富论》作者”寥寥数字。斯密一生几乎都陪伴母亲左右，终生未娶。后人根据他的讲义及一些发表的文章整理出版了《哲学论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