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银行贷款主要来源于企业存款和居民个人储蓄。
先看储蓄。十年前， 日本著名经济学家小林实曾对中国私人存款增长趋势作了预测。据他的测算，我国未来私人存款余额，1983年达到960亿元， 1987年达到1894亿元， 1990年达到2781亿元， 1992年达到3587亿元， 1998年达到7325亿元， 2000年达到9179亿元。他强调中国经济要发展，必须注重私人储蓄，这一点他是对的；但中国经济的实际增长以及由此带动的居民储蓄增长，却大大超过他的预料，这一点，也是其他许多专家所预料不到的。
实际上，我国城乡储蓄存款年末余额1987年即达3073.3亿元， 1991年又增加到9107亿元。1992年六月底又突破1万亿大关，达到10441亿元。全国人均储蓄存款的增加额也同样惊人：1979年还仅有28. 8元，此后十多年翻了数十倍，1992 年六月底已达到950元。
我国私人储蓄存款增长的现实与潜力，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是巨大的，这一点无可否认。以此为基础，国家银行贷款数量也迅速扩大。储蓄存款占国家银行贷款的比重，1978 年还只有11.4%，十年后即达30%以上。贷款总余额1978还只有1850亿元，十年后即突破一万亿元大关， 增长了四倍多。
然而，储蓄存款的迅猛增长又给银行体系乃至整个经济带来一定的隐忧:
其一是在投资渠道单一的情况下，居民只能把收入的节余部分存入银行，形成上万亿元的储蓄。假定其中70%为定期存款, .30%为活期存款，在目前的利率水平下年均利息支出也将达600亿元。这是整个银行体系吸收储蓄存款所必须支付的代价。而在现行体制及经济条件下，银行受信贷规模限制，多吸存未必能多放贷款;要消化吸存的代价，势必提高额度内放款的利率，这又会加大生产成本，影响经济效益。
其二是所谓“笼中虎”的隐忧。我国宪法和有关法规保护私人储蓄及其他财产的合法权益;我国储蓄的原则也规定“存款自愿，取款自由”。
在经济稳定、政治安定的环境下，居民储蓄固然可以是银行贷款的一个稳定的来源。但是,几十年的经济实践证明:社会主义中国也同样存在经济周期,小周期几乎是每隔三、五年循环波动一次。
在经济过热、物价上涨时，相对偏低的银行储蓄存款利率对储户将会丧失吸引力，而提高利率更会刺激生产成本及物价的上涨。当利率上涨与通货膨胀的差距拉大，前者远赶不上后者时，势必导致大量存款挤提，冲向市场，形成“抢购风”。1988年我们即有这样的教训。尽管经过几年的治理整顿,经济、政治稳定了，存款的稳定性也随之增加，但“笼中虎”的隐患并没有彻底消除。
减轻整个银行体系的压力，消除“笼中虎”的隐忧，最根本的一条，是开辟新的融资渠道，为居民提供可供选择的金融工具。
其中最有效的办法是鼓励居民投资入股，购买企业股票，形成企业资产增量——这将不会构成企业的负担，因为股票集资，不存在还本付息的问题，它将永久性地变成企业生产资金，并脱离了消费领域；尽管居民同样会获得股息或红利，但这种收入是以企业生产产生效益、市场上增加了有效供给为前提的，将会形成一种真正的供求平衡，从而有利于市场物价的稳定。
企业存款也是银行信贷的重要来源。从国家银行存款构成来看，近十年来，企业存款一直占40%以上， 1984年更高达45%.同居民储蓄相比，企业存款具有更大的稳定性，可以更好地为银行所利用。但是，信贷资金运动的规律告诉我们：存款由贷款所创造，在我国更是如此。我国企业80%以上的流动资金来自于银行贷款。企业存款很大部分实际上是银行信用的派生物。
可以说，在全部企业存款中，最终属于企业所有，由企业自身积累转化来的，只是极少部分。
这表明：第一，我国的企业并不完全是自己的存款的主人，企业存款还不能完全由企业自主营，运，它取决于转化成这些存款的银行贷款期限与利率；企业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能力还很弱。第二，我国银行信用的扩张已到了自身的极限，负荷已经够重；风险也已经够大，不仅承受了自身经营的风险，还实际上承受了企业经营的风险。
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我国银行信贷资金的周转不是加快了，而是有所下降，整个金融资产的质量并无明显提高；相反，贷款逾期率居高不下，逾期额则逐年增加。
情况表明，在发展以银行为中介的间接融资的同时，必须迅速扩大直接融资的规模，以减轻银行“统包”企业流动资金的压力，提高金融资产的质量。核心是通过实行股份制，改变企业筹资方式，提高企业自有资金的比例，摆脱企业对银行的过度依赖性。这也是促进投资增长的根本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