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早期对股票市场的研究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假定,即股票市场的发展水平是外生给定的。但实际上，股票市场发展本身也是内生的，受经济增长的制约和影响。Gurly 和Shaw和Goldsmith指出,随着经济的发展,自我融资首先让位于银行为中介的债务融资,然后是出现提供外部资金的股票市场。在经济发展的较低阶段;商业银行占据主导地位，随着经济发展,股票市场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发展并强大起来。
在20世纪70年代,低收入国家没有股票市场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到90年代,这些国家的股票市场和非银行金融机构都开始发展。当然不同国家、不同阶段金融发展的路径具有特殊性,金融结构的差异存在于经济发展的相同阶段。
例如,1990年,英国商业银行资产占整个金融资产的65%,而德国为80%;相似的德国非银行金融机构资产占整个金融资产的15%,而英国为30%。这种特殊性在发展中国家同样出现,1990年,马来西亚的非银行金融机构资产占整个金融资产的18%,韩国为28%,智利的私人保险和基金资产占整个金融资产的30%,墨西哥为3%。
金融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的内生形成模型以Boot和Thakor以及Greenwood和Smith的模型为代表。Boot 和Thakor的模型提出了一套解释银行和金融市场同时存在的原因,表明在信息获取和信息汇总上的优势导致了股票市场的形成。他认为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都是当事人的集合体。
当事人将钱存入金融中介，金融中介再把吸收的存款贷出去，为生产者提供资金,在金融中介中,当事人进行合作,并协调其针对生产者的行动,组成金融市场的当事人,进行竞争并购人生产者发行的证券(包括股票和债券) ,为生产者提供资金。证券的市场价格是由瓦尔拉斯市场出清条件决定的，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各具优势,吸引不同类型的当事人。
在监督上的优势导致金融中介的形成。当事人通过金融中介对生产者进行监督,可以有限缓解诸如资产替代(生产者把个人资产放在好项目中,将他人资产放在差项目中)之类的道德风险。在信息获取和汇总上的优势导致金融市场的形成。证券的市场价格反馈给厂商的信息有助于实际投资决策质量的提高。
Greenwood和Smith在模型中引入固定的进人费用和交易成本,发现股票市场参与成本和收益的比较导致了股票市场的内生形成。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人均GDP很低,当事人无力支付股票市场的参与成本,或者有能力支付的人数很少。在前一种情况下,股票市场根本不会形成。在后-一种情况下由于参与人数少,交易次数少和交易量小，单位交易量所负担的成本较高,相应的收益不足以抵销这种成本,当事人就不会利用股票市场,股票市场因而不会形成。
随着经济发展,人均GDP达到某个临界值以后,有能力支付参与成本的人数增多。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参与者人数较多,交易次数较多和交易量较大,单位交易量所负担的成本降低,股票市场的成本效率性(即股票市场的参与收益大于股票市场的参与成本)导致股票市场的形成。
就是说,股票市场的形成存在“门槛效应”,只有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股票市场才得以形成。并认为,股票市场相对于银行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不一定有优势,只有在经济主体风险回避程度足够大的情况下,股票市场才比银行更能促进经济增长。
Levine和Zervos对47个国家1976——1993 年股票市场、金融中介和经济增长的经验关系研究验证了股票市场发展和内生增长理论的预测。他们的研究发现股票市场指标、银行指标与产出增长、资本积累和生产率等经济增长的指标显著正相关,而且,股票市场流动性指标和银行私人信贷指标与随后的人均产出、资本和生产率的平均增长率显著正相关。这意味着,股票市场和银行的发展不仅能促进资本投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而且在经济增长中分别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